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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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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利认为,像鸟巢(左)、CCTV大楼(右)等建筑,能够让中国的社会主流文化与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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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人物档案马克·维格利(Mark Wigley):建筑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主任,也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主任。他曾经策展过“解构主义建筑”,著有《解构主义建筑:德里达的阴影》、《现代建筑的时尚》等著作。

本报摄影记者/杜英男[ 对于中国来说,关于建筑的讨论才刚刚开始,究竟什么是好的建筑?这不光是中国的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建筑设计师,他们最好的建筑都在中国 ]

雷姆·库哈斯、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等名字,如果没有1988年的“解构主义建筑”展览,也许要再过几年,才能在人们心目中与“大师”画上等号。“在那之前,几乎所有参加那个展览的建筑师,在展览与出版上取得的成功,都要大过他们在真正的建筑上所取得的成功。”该展览的两个策展人之一,现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马克·维格利(Mark Wigley)回忆道。日前,他来到北京参加“后奥运中国建筑研讨会”,其间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社会能量——当代荷兰交流设计展”的论坛上也做了发言。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位以一个展览宣告“游戏已经改变了”的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认为,“人类文明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些事情正在中国发生,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当老师的,而是来当学生的。”

疯狂就是正常

提到马克·维格利,熟悉当代建筑历史的人会立刻想到1988年那次革命性的展览——“解构主义建筑”。马克·维格利与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森(Philip Johnson)共同策划了那次展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建筑师们说,游戏已经改变,你们应该跟上新的步伐。”

维格利不认为那是一个开启新潮流的展览,“这个展览不是一个新风格和新潮流的开端,相反是一个历史性的展览,它展览的是10年之前的作品。MOMA(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是举办最著名展览的最著名艺术馆之一,举办那次展览,是去改变建筑设计的方向,改变人们对于建筑构成和设计的印象,和人们对于建筑的理解;展示一些非常有实验精神的建筑师的作品,告诉人们建筑和设计可以是什么样的。他们改变了空间延伸的方式,因此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

参加展览的有库哈斯、哈迪德、盖里,还有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ebeskind)等建筑师和Coop Himmelb(la)u事务所。“在那一年,他们已经很有名了,出版和展览都有很多成果,当然在书本和展览上,你可以比实际的工业更实验。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库哈斯的、哈迪德的实际建筑,只有盖里有他自己的知名建筑——他自己的房子。但是现在,人们都将他们视作大师级的人物,大师一代。”在维格利看来,回望这个展览,“简直是太成功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你抓住了一个实验建筑师从书本和展览转向实际建筑的转折点。”身为这个历史时刻的推动者,他谦虚地认为更值得赞美的是那些先锋的建筑师们,而非展览本身。

中国对于这些大师们的欣赏,让维格利印象深刻,“现在在中国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作品,中国是这些先锋建筑师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让中国更加神奇,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他的口头禅是“疯狂就是正常”,“我们系里充满了疯狂的学生,因为正常的人都去其他学校上学了。疯狂是很重要的,为了让学校更加智慧,我们要和政治、工业、时尚等领域当中最疯狂的人建立联系。世界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大学,我们要非常先锋和实验才可能跟得上。”

因此他觉得建筑“看上去很奇怪”并不是坏事,“如果你造一个楼和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毫无区别,那这个楼相当于没有让人看到,它不会让你停下来,看到不同的东西。”

鸟巢一点也不贵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建筑?

维格利:中国现在处于一次文艺复兴的中间,意味着有新的风格、能量,也意味着古老传统的重新复兴。中国现在一方面是飞速发展,一年相当于欧洲的四年,世界其他国家需要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尊严正在重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时刻,这样超现实的时刻,你们需要超现实的建筑。

不过中国还有堆积成山的坏建筑。因为你们现在拥有发展最迅速的经济,所以世界上最坏的建筑也都集中在你们国家了。但是,很重要的是你们也有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问题是怎样在中国孕育一种建筑文化,怎样让一些最新的建筑和最古老而有尊严的文化相称。希望就在中国的新一代年轻建筑师身上,我想他们将来的作品,会是和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相匹配的建筑。马清运、马岩松、朱锫都是很好的建筑师,有很好的事务所,他们在中国以外做了不少很好的作品。这很正常,就是好的设计师一般都会在外地先被承认,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他们的作品很好,不光是好,他们的作品还有思考在其中。

音乐、诗歌、时装会有很多讨论,究竟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但是建筑不一样,建筑没有那么多的讨论,它们似乎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对于中国来说,关于建筑的讨论才刚刚开始,究竟什么是好的建筑?这不光是中国的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建筑设计师,他们最好的建筑都在中国。中国就像一个很有眼光的赞助人,像文艺复兴时候一样。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这种讨论似乎比其他的讨论昂贵,比如鸟巢就因为消耗了巨量的钢材而受到一些批评。

维格利:建筑师是让建筑说话的人,让建筑说出中国雄心壮志的人,如何将一个社会所梦想的东西建造成为现实的人。中国现在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展示给世界去梦想的能力,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失去了去梦想的能力。梦想是很重要的,因为梦想意味着乐观,哪怕你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也要比完全没有梦想要好。

总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谈论建筑问题,就真是太愚蠢了。我不觉得鸟巢是一个很昂贵的建筑,一点不贵。就像悉尼歌剧院,当时的造价也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让澳大利亚人和政府都非常生气,后来他们解雇了建筑师。但是现在它是澳大利亚最受人欢迎的建筑,澳大利亚通过这个建筑与世界对话。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来看,悉尼歌剧院一点也不贵。它事关澳大利亚人的骄傲和梦想,相比之下,造价只是很少的一点钱。拿鸟巢来说的话,你们可以说它太贵了。但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钢结构工程,它实现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相比之下,它太便宜了,是笔多好的买卖。CCTV大楼也是一样,它们能够让中国的社会主流文化与外界沟通,非常便宜,非常非常便宜。换个角度来说,史蒂文·霍尔(Steven Hall)的项目就非常经济,非常生态,不是所有的梦想建筑都需要非常贵。在不同的方向,你们都有很好的设计师大展手脚。为什么在中国?因为你们有梦。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后奥运时期的建筑呢?

维格利:这是一个有趣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每届奥林匹克比赛只持续几个星期,但是奥林匹克传统持续了几千年。首先这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举办了一届奥运会,还是一次复兴。第二,奥林匹克给中国最大的机会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用途多元的建筑,比如像鸟巢,可以做休闲、文化、商业。这是很好的机会,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其他部分是一个表率。


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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