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小林
编者按
回顾国力舒张的30年，总有一些引领中国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被人们记取，这些公共记忆的发生地，就是我们找寻的坐标。
1978以降，自上而下的引领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并行不悖。但同处于“摸着石头”的自发年代，后者往往更能彰显出智慧的力量。
现在，我们重新进入历史的细部，不是描摹逝去的丰碑，是为了展现它的延展性。
是为中国改革地理。(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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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经有了更严格的经济学解释，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悬疑：
当年死都不怕，为何怕合作？这是安徽小岗村需要被重新提起的命题，在这个改革的地理坐标原点上。
在不远的苏南，以华西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其时已经蓄势待发；500公里之外的温台地区，股份合作制已经破土。
30年过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农村土地流转，小岗村已经无数次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在小岗村汇报上级和公开提供的数据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6500元。如是，以小岗的地理位置，也算一个不容易的成就。
“我家平均是3000多块钱，在村里也算得中等偏上了。”2008年10月底，严宏昌，这位当年小岗村按下生死手印进行大包干的带头人，抽着当地最普通的烟，面对着记者。
“官方”的数据和村民的真实感受产生了落差，但这不是问题关键。
“一年超越温饱线，廿年没过富裕坎。”这正是小岗村取得将近十年的“辉煌”之后，随后进入超过20年的发展路径选择之困。
“1978年那时候都吃不饱。”面对无数批考察者，小岗村总是这样开始叙事改革往事。
“大包干开始那几年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上去了。”严回忆说，“但后来渐渐增长就慢了很多。”
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到了90年代中期，小岗村才拥有了第一辆摩托车。“群众热情最高的时候是刚大包干的那4到5年，现在趋于平淡了。” 现任小岗村副主任关友江回忆说，
1995年，严宏昌家的两层楼房仍是小岗村仅有的两户有楼房人家之一。到了2000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只是另外一个政治明星大寨村的60%，更是不到华西村的4%。
面对这样的困境，小岗村也免不了俗。外出打工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严宏昌一家有21口人，子女先后在海南、上海等地打工，有一个子女现已定居在上海。
“小岗村还有80多户人家有子女在外面打工。” 大包干成员，严宏昌的邻居严美昌告诉本报记者。
但这些显然不是小岗村故事的全部。至少在最近的十年，与全国大部分普通农村一样，小岗村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来自外面的也来自自身的救赎。这被多数来小岗考察的人忽视，与之擦肩而过。
土地流转的发展命题
30年后，2008年小岗村再次自主改革。但严宏昌等当年的大包干成员投反对票。
2008年3月12日，在小岗村举行的村民会议上，小岗村村委拿出一个方案：以每年每亩500元的租金，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
“至少80%的人同意这个方案。”关友江告诉本报记者。
但令人意外的是，严宏昌和严美昌等几位当年大包干成员表示反对，“我当时没有去，但我那时并不同意。”严宏昌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己经讨论之后，给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小岗村同意自愿流转，不强制征收所有土地再转包给农民。
对于流转后能否收回土地，严宏昌担心的是，“土地，转手三四道后，使用权就说不清是谁的了，我自己出租出去，我自己心里有数，我要能保证土地使用权能收回来，出去打工找不到好的工作，回来也有保障。”
“我们没有其它可以养活自己的路子，只有地了。”严明昌妻子自身的想法，显然，在社保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功能依然强势。
“流转后土地集约化经营不能理解为村干部带领大家去集中经营，村干部能不能搞出经营出好的产品，这都是风险，把土地集中起来，甚至不如农民。”安徽省社科院的吕连提醒说。
同是安徽省社科院一位三农学者对本报表示，“可能会出现土地一窝蜂集中的事情，村委等基层组织会办成政绩工程，伤害农民利益。”这位学者十分担心村委的越俎代庖。
问题总是在集体和单干之间，左右摇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小岗村农民自发流转的少量土地中，村民“跟风”外来大户种植葡萄、蘑菇、养猪。
“这30年，除大包干之外，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做农民流转土地的思想工作。”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告诉记者。
如何跳出集体和单干这两个割不断离还乱的选择，或许就是当下中国农村自我发展需要追问的智慧。其实，在全国其它很多农村一样，进行了发展模式选择尝试。
三部曲之一：扶贫模式
1983年，“大包干”后第5年，严宏昌一家7口一年收粮2万多斤，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此时，严宏昌发现，尽管因为土地包干而迅速摆脱贫困，“但单种田很难发财。”严说。
严仍决心发展工业，遂前往浙江考察“家家办企业”的模式，并于1984年，从浙江引进设备，办起塑料加工企业。
他租下当年按血手印的房子，投资了在当时看起来数目巨大的5万元，加工塑料袋半成品。20多天后他收回了投资，6个月后就赚了好几万元，但后来被人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工厂电线被人剪了，塑料厂最后不得不走向消亡。
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到严“无工不富”的观点，在进入90年代后，又先后办起几家企业，但已经不复当年之机会了。
由于当时的体制限制，私营企业在皖北这块农村大地上显然很难站得住脚，就在此时的苏南，很多企业也纷纷找到集体或者国有企业进行挂靠，以图企业更安稳地发展。
与此同时，小岗村在发展集体经济时，遇到了思想上的顾虑，担心被外界说成重返集体，失去改革先锋的荣誉，“等、靠、要”成为小岗村当时的心境。
1997年，认为“小岗村的办法使全中国都受益了”的江苏张家港长江村村委书记郁全和考察了小岗村，被当年小岗村的贫困情况所震惊，决定对口帮扶小岗村，这个年产值超过25亿元的长江村决定帮助小岗村建立一个葡萄园，双方协议由长江村投资150万元在小岗村建立占地80亩地的葡萄园。长江村还每亩农田补助3500元让老百姓自发去种葡萄。
这是典型的扶贫式开发模式。
按照当时长江村的计划，规划在小岗建设一个工业园，后来由于小岗村地理位置偏僻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转而投资创立葡萄园。
按照当时的双方约定，长江村负责出资和派专人前往小岗村进行培训，小岗村则负责“号召”村民将土地流转，土地的使用权价格为每亩每年租金500元，租期20年，葡萄园都聘请小岗村人来种植。
最终小岗村有16户农民和邻村3户农民愿意将土地出租给长江村，“每年3月份给农民钱。”关友江给记者列出了小岗村土地流转中关键数据。
由于长江村的推动，小岗村村民也自己着手建立自家的葡萄园，最高峰期，小岗村村民自己建立的葡萄园达到100多亩，
就在葡萄园逐步走上正轨时，长江村本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想法于2003年主动将葡萄园承包给小岗村村民，希望小岗村村民自己独立发展自己的葡萄产业。
小岗村村民自身并没有多少资金，承包意愿并不强烈，在凤阳县领导的建议下，严德友按照当年长江村和村民所签的合同继续履行合同，承包了80亩葡萄园，严是当年的村支部书记和村长，80亩葡萄园流转时期的小岗村负责人。
葡萄园的性质开始有了转化，从扶贫项目逐步演化为个人所有项目，由于缺少了当年扶贫的3500元钱资金补贴，农民也开始减少葡萄的种植。
2005年以后，严德友开始全职经营这80亩的葡萄园了，就在这一年，小岗村全村100多户人家，除两家有楼房之外，其他的人家都仍然住在当年的房子里。
在村委的支持下，2007年，严德友一次性将葡萄园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这一次，严德友以投资者的身份与每一户村民签订合同：每亩每年租金500元，租期20年，租期满后，重新签订合同，并调整租金。
政府扶持资金开始进入，每亩补贴1000元，另外还有350元的材料，加上自身的勤劳，严德友的葡萄园逐渐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每亩效益是种粮的10倍。”严德友对外宣称。
在小岗村只有达到一定的种植规模，政府才会有补贴，因此大部分种植葡萄的农民并不能得到政府补助。严宏昌家原来种植了10亩葡萄，但是因为没有补贴而亏本，后来“一生气”给全部挖掉了。
加上缺乏应对外部价格波动的风险，缺少“政府补贴”，外来扶贫模式就此停止了脚步。但扶贫模式也开启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尝试和经验。来自小岗村的资料显示，小岗村已经有564亩地进行了流转：分别做葡萄园、种双孢菇150亩(苗丽等几位大学生创业者+小岗村当地农民承包)和养猪场等。
双孢菇和养猪场是扶贫模式退场后，小岗村另外两种发展模式。
三部曲之二：“公司+农户”模式
扶贫不行，小岗村随后转向新兴的发展模式：“公司+农户”模式。
2004年，在凤阳方面的邀请之下，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农户”形式在小岗村养殖大明风味贡猪，决定租用小岗村214亩地建了一个养猪场。
按照当时三农公司和小岗村村民之间签署了一份一式四份的合同，农民、租地公司和村委会和公证机构各一份，合同里严格规定了租地的时间，租金的具体金额以及土地的用途，并规定一旦合同到期，土地要满足复耕条件，三农公司还要支付复耕费。
“这个养猪厂的占地是以4000元/亩的价格一次性买断20年的使用权。”沈浩对本报记者表示。
小岗村村委当时对这个养猪场充满了期望，规划这个养殖场将以公司为龙头，建立生猪养殖小区，供应种猪、种苗，让农民进入小区饲养，这种“公司+农户”的方式被小岗村看成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公司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而老百姓则拿到了养猪的丰厚回报。
关友江对土地流转后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充满信心，“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民增收，流转之后，大人小孩都没有事情可做，可以去打工。拿打工的工资和每亩的土地收入，总共两份收入。”
但事与愿违，由于饲养的大明贡猪生长周期较慢，这种品种的猪在凤阳当没有价格优势，运到上海的出售的话成本又过高，加上当时的猪价波动较大，导致养猪效益较差，“现在有人家都不养了。”严美昌妻子说。
即使在这块流转214亩养猪场里，最高峰期也只有8个工人，如今这个养猪场只有3名工人，被聘为养猪场管理者的严金昌一个月能拿800元的工资。
就在养猪场发展并不顺利的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2006年春天，小岗村准备推动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让村民合作养猪，采用的办法是，村集体向农民反租土地再租赁给养猪企业。
引人关注的是这个养猪合作计划旨在通过和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合作扩大养猪面积，根据安排，这个养猪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
沈浩等人提出的土地入股合作养猪的计划却遭遇冷场，没人愿意以土地入股养猪，后来，养猪的方案不得不进行调整，“村民以土地出租的方式合作养猪，每亩500元，几年后，一旦效益出来了，村民可以选择入股分红。”
如今这个养猪场只饲养了300余头猪。“现在效益不好。”养猪场老板，史学亮表示，这得到了沈浩的认同，“如今大概剩下20亩，其余用来做花卉苗木等。”
三部曲之三：特色农业
失去发展发展工业的最好时机之后，小岗村重新返回农业。继种葡萄的经验之后，走新型农业、特色农业之路成为小岗村迈向现代农业的一个尝试。
在皖北这个普通村落里，尽管缺水，但小岗村还是靠种植水稻、小麦等基本粮食作物为主，关友江说，“我们村一直是以种地为主，如果风调雨顺，一切还好，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农业就会受很大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为了粮食安全，国家也鼓励皖北等粮食主产区大量种植日常粮食作物，“现在一亩能有50块钱补贴，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种水稻小麦的。”大包干成员严美昌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
虽然如此，单纯的粮食种植并不能给小岗村人带来富裕。
关友江算了这样一笔账：2007年，一亩地产600斤小麦，毛收入430元左右。其中肥料要70元、种子60元、机耕和机收90元，这样一亩小麦纯收入210元。一亩水稻纯收入大概在400元左右，合计水稻和小麦换茬种植，一年大概收入在610元左右，基本上低于农民在外打工的一个月的收入。
1990年代开始，小岗村就曾试图不断调整种植结构，先后试验过种花生、养小猪，但因商品率太低而无法形成优势产业，结果无疾而终，农民仍然处于收入增长乏力的状态。
蘑菇大棚的出现为小岗村发展提出了一丝希望：走新型农业、特色农业之路，推动这项新型农业发展的正是新任小岗村第一党支部书记的“处级村官”沈浩，之前他担任安徽省财政厅处级官员。
2006年，安徽科技学院大三学生苗娟萌生了投资双胞菇种植基地的想法，他们找到凤阳县相关部门，于是被介绍到小岗村，和沈浩一拍即合，此时的小岗村也一直在寻找除葡萄之外新的农业项目，这被沈浩认为是“增收的一种好办法。”
就这样，2006年当年，大学生们在小岗村建立了9个蘑菇大棚，土地由村里面规划，村里从农民那里租过来，然后苗娟反租过来。忙的时候她雇40多人，不忙的时候，则雇5到7个人。
“县政府、学校都很支持，给予了我们财政贴息贷款，而且还有一部分补助。我们现在种植了蘑菇150亩，去年效益不错。”
大学生的蘑菇大棚创业风险并不高。2006年，凤阳县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种植双孢菇的小岗村民及大学生创业者可以获得每个可以使用达6年的大棚1万元的无息贷款和6000元的补贴，蘑菇销路由村里的专业合作组织统一安排，并与农民签订合同、订立保护价，这让苗娟创业中基本无后顾之忧。
2007年，看到大学生葡萄种植受益不错，小岗村民也跟着种蘑菇大棚，共建立了109个大棚，“当时几乎没有农民自发流转，都是看到村里支持的典型做得不错，自己就试着做点，觉得总比单独种田会好。”严宏昌这样描述村民们的心态。
村民陆续跟随，蘑菇产量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出口受影响，蘑菇价格大幅下降。
小岗村的蘑菇大棚已经有一些开始荒废了，作为当地政府主推的项目，部分村民仍在继续种植，“明知道蘑菇不赚钱，但还干，因为有钱补贴，总比种田好。”村民严美昌这样说。
这就是小岗村发展的“三步曲”——从扶贫输血、公司＋农户再回归到特色农业，这个皖北小村，在努力寻找一条农村现代化突围的道路。一波接一波的改革路径的设计与选择，也正是中国农村30年来波浪式改革的投影。
小岗村的试验，也是中国农村积极向上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