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晓楠：策划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参照一些国外的节目，有没有哪个是类似的，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将来想做成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形式？
任学安：我印象中间好像我们这次也试图这样做过，但是好像没有找到(笑)因为电视评论这种品种各种各样的都有，在国外它是比较多了，但是很多东西它不适合于我们在国内来做。国内的电视评论类节目其实是处在一个刚刚兴起的阶段，所以你也很难找到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模型。
而我们刚才说电视评论是在众多的电视节目品种中间比较高端的，尤其在我们经济频道来讲它应该说是我们目前开出的第一档节目，当然你会说《经济半小时》好像也具有评论的特质，《对话》好象也是，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评论节目。那作为一档全新的，或者唯一一档能够称得上电视评论的电视栏目，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探索之中，它新闻背景的方式，它表达的方式，它对影像的需求尺度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中间它不同於以往我们所做的节目。比如伟鸿他们做的大型的谈话节目中间，那你大量的使用影像资料的话，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破坏谈话场，但是作为像《经济半小时》这样调查类节目来讲，如果你没有大量现场的影像节目呈现的话，你这个调查就不称之为调查。介于这二者之间，这个过程中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观点？影像就是演播室还是说开到第一现场、第二现场去？这样的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探索之中。
主持人张晓楠：伟鸿给我们说一说，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到的这个节目它是大概分为几个环节？
陈伟鸿：其实从环节上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区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想节目首先要告诉观众我们今天是要谈什么话题，然后这个话题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一般会用一个短片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接下来我想无论是我，或者是我们的两位评论员，都会从这个事件本身来找出自己的角度，去关注它，去点评它。这个可能就是整个节目的进展。
到最后其实往往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结论，但事实上从我们之前演练的状况来看，总是我们到最后还在谈着谈着，还在很热烈谈的时候，导演说不用说了，时间已经到了(笑)所以我想这样一个状况可能会成为我们近期节目当中的一个标准的状态吧，因为我们并不是追求在节目结束的那一刻提出一个结论，而是希望在深入的探讨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知不觉的这个节目和大家说再见，期待着明天再见。
而且我想作为一个探索阶段，虽然我们是想做这个新闻评论类节目，但是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并不是一个有现成的模板可以让我们去复制，或者说去借鉴很多内容，一切就是要靠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们的领导一块儿来摸索，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比如我们要引入除了评论员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的观点，可能用的方式有很多，我可以打电话采访他，或者说我直接出去拍一段他的采访，或者我请他发一封电子邮件来，但是究竟用哪一种方式，我想这个在节目越来越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陈伟鸿：节目诞生过程中的趣事
主持人张晓楠：刚才提到制作团队，我想问一下任总监，现在制作这个节目的团队大概这个队伍有多大？
任学安：目前我们投入的人员是20来个人。
主持人张晓楠：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您也提到人员比较经济。
任学安：最大的挑战是智力上的挑战，就是我们对一个事实本身的挖掘，到底有多深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叫观察，你观察的角度以及观察的深度，是不是接近了事情的真相，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的问题。
主持人张晓楠：那评论员，我刚才听伟鸿说每期有两个评论员，这两个评论员是相对固定吗？
任学安：一方面是我们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看广大观众的反映。
主持人张晓楠：继续由伟鸿做网友调查(笑)
任学安：对，调查观众喜欢谁，我们就来用谁。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跟观众充分进行互动的这样一档评论类节目，观众在这个里面的参与度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在新闻类的节目中间，他的参与度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的一档节目。所以观众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很大，观众的声音也会在这里面大量的被采用。由此，观众对于这个节目中间的尤其是我们三张面孔，伟鸿加我们两位评论员，对他们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我们衡量这个节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
主持人张晓楠：伟鸿，在你们排演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有趣的事？
陈伟鸿：特有趣的事，就是我们都好几天不换衣服了(笑)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排练，所以这些节目应该是不会播出的，因为有一些就是纯粹为了演练。
主持人张晓楠：将来制作到几十集以后，把你们这个花絮放出来给我们看看。
陈伟鸿：是，因为所有人在之前可能都还不熟悉整个的这个节目流程，包括我们的评论员也是，后来大家就想，算了，我们就固定放一套衣服放在那儿，随时打电话说要录，我们都不怕了，因为是一个演练的状态，用我们组里的人的话说，就是大家都处在一个半疯狂的状态，所以你就要用一些半疯狂的做法应对半疯狂的状态。
任学安：我记得那天评论员给我讲一个他的事，因为他原来不是在传媒领域工作，他是一个学者，他是礼拜六出去到外地正好有一个讲座，他回到北京10点了，一下飞机，他想礼拜六，应该回家了，结果接到一个电话，我们一个女导演打电话，说你在哪儿？他说我在机场，他说你现在务必来一趟剧组。然后他说我这出差在外，回去要给老婆报到去了，然后说不行，不管怎么得你必须来一趟，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解释，然后就去了剧组。我说你看你，好几天不回家，好不容易回北京了，还被电视台一美女接走了。说起来是八卦，但是状态确实是这样。就是做电视确实很辛苦，尤其像这种评论类的节目，你问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们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笑)因为做这种评论类的节目实际上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不仅辛苦，而且很枯燥，你每天要皱着眉头去想深度，深度，哪有那么多深度？人的脑力那么有限，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职业，大家又乐此不疲。
陈伟鸿：其实说到这些人员，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以称得上有趣的细节，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任主任让我们开始演练的一段时间，节目组就那么几个人，抬头看见是你，低头看见还是你，突然间有一天我们还是按照往常的惯例正在开会，正在说选题，进来了两个人，就直接问李老师在哪儿？就是找我们的制片人李永强，他们在一个小沙发边上讨论，一会儿又三个人，问李老师在哪儿？后来才知道我们经济频道很重视这个节目，派了各种精兵强降，然后非常巧，都在同一天报到，那一天你突然觉得天哪，这还是我们节目组吗？一下子就膨胀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膨胀了之后办公室就不够用了，然后任主任又出动高超的谈判技巧，让另外一个栏目组，人家刚刚扎根那儿，有了一间漂亮的办公室，刚粉刷了墙，说你们让出来，给人家《今日观察》吧。然后为了顾全大局，他们让出来，但是还是颇有委屈，说你看我刚刷好了墙，马上又得让给别人了(笑)
主持人张晓楠：我比较关心在这个节目中，你和那两位评论员之间，你们三个人这种关系是怎么样一种协调关系？
陈伟鸿：应该更多的是我来激发他们(笑)或者是他们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状态，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我想应该还是这样的一种角色的分配。
主持人张晓楠：他们俩之间会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说，还是说你在选嘉宾的时候，比如会选一种他们观点相对对立，你逗着他们掐起来还是怎么样？
陈伟鸿：这要看不同的选题，有的选题利马就让他们两个分道扬镳的，不会有任何的交叉，就是坚持吵到底，但是也有的是相互观点一致，然后再相互补充。至于从栏目组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事先给他们规定说，你一定要站在正方，你一定要站在反方，因为真正要发表观点的还是我们评论员他们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判断。
任学安：电视很矛盾，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来讲，一定是角色化的传播。我们也特别希望满足观众的这种戏剧化的欣赏习惯。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打”起来，但事实上经常你会发现他很难“打”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对一个新闻事实本身的一个分析和点评，所以它不是一个戏剧化的扮演式的东西。所以对于评论员来讲，当然完全观点相左的交锋，这肯定对于一个评论性节目来讲肯定是努力的一个方向之一，但是我们想这种外在的冲突并不能够取代我们对于理性的建设性的追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二者之间必须做好一个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