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一剑
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将把中国的农村改革推向一个新的起点，也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拓一个更加宽阔的制度空间。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奔赴河南、安徽农村进行考察，与基层群众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豫皖一直在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中，走在前端。如今，本报记者深入这两个在中国农村改革版图中具有很强代表性的中部农业大省，深入展现它们的现实改革图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30年了，需要新的制度来带动农村发展变革。
这种带有“官方”语言的话，从刘双印的嘴里蹦出，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
刘双印是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焦庄乡大王庄村村支书。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接近“基层”的官员。
这一看似超出了一个村支书思考高度的判断，更多的是来自于刘双印十多年的村官执政体验。
43岁的刘双印，1989年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西平县农业广播专科学校的课程培训，得到中专学历。1999年8月份出任该村村支书，之前当了两年的村委会副主任。
但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履历，使得他对于当下的农村改革有了更深的体验与理解。
也正因为此，这个老实巴交的村官，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并不感到陌生。最近，他谈的较多的也是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流转、改革等等，这样的正在全国热议的关键词。
“现在村里开党员会和村民代表会的时候，也经常讨论土地流转这个事。”刘双印对记者说，他们那里有进行土地更大规模流转的需要，“应该在村里有组织的情况下，鼓励土地流转”。
不光是他，驻马店农业部门的官员都这样说。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9月8日至1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河南考察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流转，也是重点考察内容。
农民——这些切实的利益相关者，新的利益诉求，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也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原动力。
河南，无疑拥有了最多数的推动者——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截至2007年底，全省总人口986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6480万人。
“不搞规模经营，不行了”
9月底，在焦庄乡境内，大部分玉米已经收割，宽阔的平原上，一望无际。
一路上，记者与多辆宣传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车擦肩而过，广播里大声播放着针对焚烧秸秆的惩罚措施。
“现在的秸秆都是通过机器粉碎直接返田了，政府也鼓励，通过县上技术员的讲解，大家也都开始接受。”正在收割玉米的焦庄乡村民郭志国擦着汗告诉记者，“秸秆还田可以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郭志国用来收割玉米的机器是一台集合了玉米采摘和秸秆粉碎还田于一体的联合收割机。当初买收割机花了10万元，政府给了大约2万元的农机补贴。“现在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联合收割机收割，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西平县是河南省2005年开始确立的全省首批24个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县之一，为此，河南省每年集中70%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资金在这些地区进行规模开发，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打造粮食核心产区。
但是，郭志国感到“很不爽”。
按照他们村人均土地1.3亩的水平，他这样的一个4口之家，所分得的土地也就是在5亩多一点，收割机三个来回就完了，“很不过瘾”。
所以，像郭志国这样买了联合收割机的村民就选择了两条路子：一是与所在村集体协商或者直接与外出打工的村民协商，承包大片土地，变成了“种粮大户”；另外就是收割季节来临，开着收割机，从南到北去各地替别人收割，一亩地收60来块钱的收割费。
在当地，像郭志国这样的机械专业户有很多，每次出去他们都是组成一个少则十几辆多则几十辆的收割机队伍一起出发。
但是今年的情况并不乐观，由于柴油价格涨得厉害，他们虽然跑到河南、安徽甚至河北的多个地区干活，但是，最后算下来并没有挣到多少钱。
郭志国开始羡慕那些种粮大户，特别是在近两年粮食价格提高的情况下。
而就在郭志国地边的路上，刘双印指着从身边开车路过的一位村民说。“就是这个村民，他已经承包了70亩以上的土地进行集中经营”。
刘双印透着羡慕的神情。这个挺有抱负的村官，今年年初，把自己手头上可以掌握的离本村较远的50亩地再次流转给临近村庄的一个种粮大户，以成就其上百亩的经营规模。
事实上，在5年前他就这么干了，只是每亩的年租金由5年前的150元变成了现在的270元。
“不搞规模经营，不行了。”刘双印告诉记者，在焦庄乡，承包大户也有几个。“通过集中经营，土地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不仅如此，“村民还可以放心的离开土地出去打工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忙季节从打工的地方回来，这就省了不少路费。”
不过，刘还有不少困惑和感慨：在农村实行了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的是解决了农民温饱的问题，在实行了30年以后，为了解决土地的进一步增产，集约化经营为大势所趋，“只是目前还面临一些制度上的限制”。
这一提法，也成为记者在驻马店进行走访的几天时间里，听到的当地政府涉农部门官员的主要呼声。
而来自河南省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24个重点县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13亿斤，占全省1049亿斤的39.37%，粮食平均单产1030斤，比全省平均单产740斤高290斤。
粮价之忧
河南粮食产量的提升，对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南作为我国产量第一大省，在今年的秋粮收获以后将可能再次保持年产粮食1000亿斤的水平。而且，在这一基础上，河南省方面已经明确提出了在2020年粮食增产300亿斤达到1300亿斤的目标。
而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新一轮农村发展改革的一个重大议题。
最近，河南省组织多方面的专家制定了《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规划》，其中，对包括粮食流通体系建设在内的十种机制创新，粮价问题亦是难以回避，这也将贯穿于河南省农村发展改革的始终。
9月22日，坐在刚收获的一堆玉米上，驻马店市西平县焦庄乡村民郭志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他所在地区现在平均亩产小麦1000斤的水平，在目前每斤大概8毛的价格水平下，卖粮收入在800元，然后减去180元的种子费用（每亩一般需种子5-8斤，每斤价格大概30元）、115元的化肥费用，就剩下505元的收益，然后加上每年70元的种粮补贴，一季耕种的收入大概在575元左右。
驻马店地区目前可以收获夏粮和秋粮两季，这样一亩地一年的净收益大概在1150元。当然，这是不计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的收益。
郭志国毫不讳言，“1150元，大概相当于我在驻马店打工时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在买了玉米联合收割机之前，一年中，他也就是在收割的农忙季节回来几天，平时就长期在外打工，“只靠种粮显然是不行的，收益非常有限”。
而在刘双印看来，要想继续保持近两年因为实行粮食托市收购而激发的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价至少要提高到每斤一元的水平”。
刘双印对一元粮价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9月21日，许昌县陈曹乡党委书记王凤伟也不断的向记者强调这个价格的合理性，在其看来，“只有达到这个价格水平，才能谈得上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和公平对待”。
但是，在这样一个涨价期待背后，则是巨额的财政资金的投入。
根据河南省方面的数据，2007年该省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049亿斤，而今年的夏粮产量首次突破600亿斤而达到612亿，而且，今年上半年表现出的一个趋势是，粮价和饮食结构调整的双重作用开始显现，农民正在选择将更多的粮食拿来出售，今年夏粮的收购规模就几乎占了夏粮总产量的近74%，达到450亿斤。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国家仅在河南一省收购粮食的财政补贴就将多投入148亿。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新空间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的人士对记者直言，在通过集中资金投资改造中低产田、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粮食产量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以后，也开始面临如何通过农村耕地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实现集约化经营，进而可以实现规模生产。
这样的变革在焦作地区已经比较集中的发生了。而且，与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相伴随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也得以产生。
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走访了焦作和郑州的10个地方，其中，在考察了焦作博爱县海林葡萄专业合作社以后，胡总书记对这种“家庭承包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表示了认可。
海林葡萄合作社有成员630人，种植葡萄2300余亩，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如此一来，买东西时价格更低，卖东西时价格更高。而且，在销售方面，这个合作社有专门的经纪人开拓市场。
海林葡萄合作社理事长马海林告诉记者，合作社2005年成立，入股就可以成为社员，一股500元，合作社每销售一斤葡萄提取0.1元。这0.1元作为合作社的正常运转开支，盈余部分按股返还社员。每年召开一次全体社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理事会，民主决策。
9月9日，胡锦涛在考察海林葡萄合作社后表示：“看来，在坚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组织各类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央领导对农村专业合作社很是鼓励。8月17日，温家宝总理考察宁夏回族自治区时，还专门考察了当地的几个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中央同时在为专业合作社创造更大的制度空间。去年7月份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独立法人地位，规定自愿入社退社、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限制股金报酬、盈余按交易量返还给社员等原则。
河南省工商局在今年8月6日发布消息称，河南已登记注册了248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农户2.3万户，辐射带动农户60多万户。此外，还有很多没有登记的专业合作社也不在少数。
据海林葡萄合作社理事长马海林介绍，今年种了200亩葡萄，准备再承包500亩地种葡萄，这牵涉到一个村的土地流转。“这500亩地由乡里和村里出面做农民的工作。”
但是，目前的农村土地流转过程并非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有的属于村民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成片成规模的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再者就是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按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所有。但是从实践来看，由谁来代表集体实施其权利与义务难以确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常受到集体“挑战”。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讲到完善农村制度体系时，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也成为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我国下一步农村发展改革所确立的重要方针之一。
新型医疗合作：农村公共品的新命题
家住河南省虞城县谷熟镇叶老家村的村民叶亮，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土地流转问题，还有“药价啥时候降下来？”
9月30日早晨8点，叶正亮正在看病的谷熟镇西头的乡镇医院，已经是一片喧闹，机动车进进出出，年轻的护士们穿梭于各个病房给住院的病人起针或扎针，在病房外的长凳上，一位年轻护士正在给一位小女孩扎针，瞬间，小女孩的哭声响彻整个医院。
这与平时大家想象的医院的安静环境出入太大，甚至，这里的热闹程度超过了医院外面大街上的集市。
“自从河南省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以后，以前大病吃点药，小病熬一熬的农民开始更愿意到医院看病了。”该镇医院的一位急诊科医生告诉记者。
对于农村的发展改革来讲，通过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公正、公平的流转，进而实现还富于民，虽然对于农村的发展改革至关重要，但并非唯一命题。如何通过高效的制度设计使国家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在更大程度上改善长期游离于国家公共福利政策体系的农村社会保障局面，也是当下农村发展改革的要义之一。
而在农村的公共品体系中，教育、医疗尤为重要。
对此，叶正亮深有感触。2006年，这个村的村民第一次听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概念时，很少有人相信。
2005年底，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宣布了从2006年开始全部减免农业税，在此基础上，虽然农民对更好更实在的惠农政策存在预期，但是，对于一年一个人交10元钱就可以享受报销当年医疗费用60%的优惠，还是有很多人怀疑，认为是乡政府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面临运转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乱收费，所以，包括叶正亮在内，并不是很积极。
当时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有身份证明，而在农村的一些老人在前几年换发新的身份证时根本就没有参与，所以需要重新到乡镇派出所进行登记拍照，换发身份证。但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这是真的，很少有老人愿意过去。
而且，一度传言称，是乡政府为了具体掌握农村老人的分布情况而进行的摸底行动，目的是在这些老人去世的时候可以收取一笔火葬费。虽然国家规定了严格的火葬政策，但是当地更多的老人还是希望能够按照传统的土葬下葬，于是，就出现很多老人去世后偷偷下葬的情况，一旦被乡里发现就需要花费2000元甚至更多的钱来打理关系。
但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了一年后，大家真的看到有人开始可以报销了，包括之前死活不愿意到派出所拍照片的老年人都开始踊跃的去派出所登记拍照。
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国家财政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叶正亮所在的地区每个人一年交20元钱，就可以享受报销70%的优惠。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开始更加习惯于有病到医院及时看，医院也前所未有的忙碌起来，医院的收入也开始增加，医院的基础设施也开始逐步完善。
记者在谷熟镇西头看到的这家医院，就是从镇中搬迁出来的，与老的医院设施相比，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
不过，叶正亮告诉记者，与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前相比，同样的药，价格一下子贵了很多。“同样的病，现在治疗也比以前明显感觉贵。以前一般的验血10块钱就可以，现在就需要40元。”
义务教育免费以后
与叶正亮不同，河南省虞城县的王意，正在焦虑孩子的上学问题。
王意有三个孩子，一个在虞城县重点中学读高中，两个在晨光中学读初中，三个人加起来每年的学费是在6000元左右。
王意对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私立学校的解释是，“那些好的老师都跑到私立学校去了，为了让孩子不落后于其他人，也只能这样选择了”。
王意的情况在虞城县已经相当普遍，在当地，上晨光中学早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而每年这些学校的招生季节，几个学校围绕优秀生源招生广告战就会在各个乡镇激烈展开，这些学校的宣传车甚至流动于村头进行招生宣传。
当地的私立中学——春来中学，甚至依靠自己的资金实力，为了激励从乡镇学校招聘过来的老师推荐自己所在地区的孩子入读该校，愿意为这些老师的招生提供提成。
所以，在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以后，伴随着教师的向民办中学的流失，更多的学生开始选择放弃公立学校，而进入这些收费相对较高的私立学校。
在当地，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一个农村家庭，夫妻双方都出去打工，来供应一两个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孩子。
“现在乡村的传统小学好的老师都走了，虽然实行免费，但是，孩子的教育耽误不料，就是多拿点钱，也不能委屈了孩子的教育”。王意说。
于是，在河南省谷熟镇出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因为每个村庄都有很多小孩在县城的晨光中学和春来中学读书，一些敏锐的个体户开始买个面包车专门负责每周接送这些学生，而那些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有的在没有读完就开始出去打工，留在公立学校的老师，因为没有优秀的学生，也开始对自己的教学产生无奈和厌倦情绪。
这是河南——这个较早在农村地区推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农业大省当下遇到的最大的基层教育困惑。
义务教育免费，对减轻广大农村地区家庭的负担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也正面临现实的冲击，而且，现实的演变是，一个农村家庭在孩子教育领域的负担更重。
具体的情况是，在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出来以后，地方上就开始出现很多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学校都有地方上资金实力比较强势的企业投资兴建，而老师多是通过公开招聘，在当地的一些师范类院校和地方学校原有的师资力量中选拔出来——因为工资待遇的明显差别，所以，原来在地方公立院校任教的优秀老师也都更愿意选择到这些新兴的私立学校去教书。
这在河南省虞城县非常明显。
谷熟镇初级中学是虞城县谷熟镇唯一的一所中学，长期以来是该镇孩子读书的唯一选择，但是，在实行了义务教育免费制度以后，这所学校的收支开始出现萎缩，出现办学困难，直至该校原校长违规转让学校土地被查，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扭转学校的颓势。
与此同时，在虞城县开始出现一些私立学校，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虞城县春来中学，该学校是该县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侯春来所办，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春来小学、春来初中、春来高中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在虞城县的教育圈子里名气日上。
此外，该县原来最好的马牧中学通过引入私人资本也改制成了现在的晨光中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中学依然保有该县“最好的中学”称号，但是，针对的学生的收费已经比之前增加了不少，也不再承担原来的公立中学义务教育免费的职责。与当地的春来中学一起成为很多农村地区孩子的首要选择。
而且，这些学校的招生也都超越了单纯的从县城中进行招生的范围，将招生宣传开展到了虞城县的所有乡镇。
这些私立学校给他们的老师提供了高于公立学校标准的工资，所以，一些老师开始选择到私立学校去教书，公立学校老师流失严重。而与老师流失同样严重的是，一些乡镇的公立中学学生的流失也同样严重。
这几乎关乎着这些公立学校的生死存亡。也直接或间接的使得当地农民的教育负担大幅度上升。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村孩子的家长看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太好，“干脆不浪费钱去读那么贵的私人学校了”，初中没毕业就让他们出去打工。而且，很多小孩因为学习不好，没有读完初中就被送出去打工了。
而当下，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大军中，初中以下学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或许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显然，私立学校的出现，教育供给出现了两极分化，又因为私立学校提供的较好的教育需要较高的收费，所以，就客观上导致更多家长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也就不会继续让他们读下去了。
改革的公正与合理性，正在基层经受严峻的考验。相关配套改革，也正在被基层所期待。就像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对本报记者呼吁的那样：现在学校的老师工资发放都统一归县财政发放，这样就能保证公立学校老师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