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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极神功，艺林奇迹”，这句描写古代铜镜的诗句，是收藏家黄洪彬的最爱。20多年前，当他从旧书堆里一眼看中那些精妙绝伦的唐代铜镜时，心里油然而生的就是这种赞叹。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每朝每代都有它的代表。夏商周有青铜器，宋代有五大名窑，元代有元青花，明代有五彩瓷，清代有清三代的官窑，而从春秋到唐代，中国艺术的巅峰就在铜镜之上。”黄洪彬这样认为。中国的铜镜兴于战国、盛于汉唐、衰于五代。铸镜法失传以后，汉唐的铜镜就成了千古绝唱，后代铜镜的精美程度再难与之媲美。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铜和瓷器逐渐受到我国藏家的追捧，但铜镜却乏人问津。黄洪彬原本也是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之一，但20多年前的那次邂逅使他从此迷上了这段失落的文化，并抓住了最佳时机，收藏到了不少枚稀世珍品。
迷上铜镜缘于旧书
亲眼看到一面精品唐代铜镜，它会令你吃惊。它不像普通青铜器那样锈迹斑斑、粗犷而笨重。相反，它的表面光洁如玉，正面甚至仍可以照出人影。只不过，经过千年的沁蚀后，铜镜的昔日色彩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奇异的沁色。有的漆黑如墨、有的翠绿如玉、有的亮灰如银，这些色彩如此逼真，几乎让人对镜子的质地产生怀疑。但拿在手中那份沉重，却提醒你那就是上千年前，我们先人用过的铜镜。
不过铜镜最为迷人之处，是在它的背面，尤其是纹路最为清晰的头模镜（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各种繁复的花纹铺满镜身，令人目不暇接；花卉、鸟兽、人物刻画得细腻传神，仿佛是在诉说一段故事；铭文间或点缀其间，传达着古人的祈求和向往。
“别看这小小一面镜子，它包含的文化内涵，甚至超过了青铜器。”
黄洪彬第一次见到铜镜是在一本民国时期的图鉴上，光是书上这些照片，就令他心驰神往。当时他正在一家古籍善本店里翻书，恰巧走进一位老收藏家，拿了一批民国时期的旧书要卖给书店。店员一看这些书品相不好，卖主要价又过高，因此不愿收购。一旁的黄洪彬却被这些书吸引了过来。“当时市场上这样上年份的书并不多见，再打开一看，我惊讶了，里面的图片怎么这么漂亮！”
原来黄洪彬打开的，是过去日本出版的一套大学教材《唐镜大观》，其中完整地收录了东京、纽约、伦敦、柏林等各国博物馆所收藏的唐代铜镜。黄洪彬感到一种震撼。他过去从没在意过铜镜，在当时的东台路古玩市场上，这些东西都是被胡乱堆在地上，远没有瓷器、青铜器受关注。
“没想到铜镜到了国外，却被人供在博物馆里展出，印在大学教材里研究。”黄洪彬隐隐感觉到铜镜未来在国内的潜力，于是花900元高价买下了这套书，并开始系统地收藏铜镜，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出一本比这更好的藏品录。
古镜之中藏历史
如今黄洪彬撰写《汉雅堂藏镜》已过半，预计将于2009年出版。书中不仅将收录黄洪彬所藏200多块铜镜精品的拓片，还会配以相应的内容解说，记载他十多年来的研究所得，其中包括不少令人捧腹的故事。就连黄洪彬自己也没有想到，深究铜镜背后的文化，竟然是如此奇妙的一个过程。
有一次黄洪彬收到一面东汉的“西王母车画像镜”。镜背上描绘了东王公、西王母出巡的场景：东王公席地而坐，一旁有五羽人侍奉，另有瑞兽曲颈回首，虎虎生威；西王母与东王公相对而坐，一旁侍有四羽人，三匹骏马拉着车，为其出巡的座架。
有意思的是，古人把这些人物、车马描绘得惟妙惟肖之余，还嫌不足，又在一旁题注了一些铭文。为西王母拉车的三匹骏马旁，竟然写着“公马”二字。黄洪彬一看又惊又喜：“原来古人是这么讲究的，连拉车的马都必须分清公母。”
仔细研究才知道，这其中藏着大学问。古人讲究“阴阳”哲学，东西、日月、左右都被分别用来表现自然的两极。汉代画像艺术中，东王公与西王母总是相对出现，各主阴阳二气。这么一来，以公马来拉西王母，其中也有阴阳调和之意。
“车马镜”可说是汉代铜镜的代表，而“山字镜”则是战国铜镜中最多见的一种纹饰。
古人将山视为天神寄居之所和通往上天的道路，素来对山有一种敬畏。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山又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当年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争夺疆域及国土。各国都以险要的高山作为国界，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因此山又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国之命脉。
于是，“山”字在王公贵族使用的铜镜中大量出现。“山”字的数量也有讲究。目前人们发现的“山字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之分。据黄洪彬推测，“山”字的多寡，代表使用者地位的高低。
他收藏有一面皇帝使用的“六山镜”，目前全球有迹可循的仅九面。广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过一面“六山镜”，为皇帝的陪葬品。由此推断，“六山镜”乃是古代皇帝御用的铜镜。而与之相对的“三山镜”则可能是皇后专用的铜镜了。目前存世的“三山镜”数量还不到十面。
唐镜的浪漫传说
与战国和两汉的铜镜相比，唐代铜镜无论从工艺还是内涵上，都更上了一个台阶。
黄洪彬收藏有不同朝代的龙纹镜，其中把龙描绘得最为精妙的就是唐代的“单龙镜”。这面铜镜背面，底纹祥云缭绕之中，一龙自天而降，环绕着镜纽呈“C”形盘曲。龙头在右，龙眼圆睁，朝左注视着寓意宝珠的镜纽。龙角修长弯曲，开叉，似羚羊角高耸朝天。龙口大开，口吐长舌，作护珠状，口中隐现扭曲的细龙颈。龙的四肢张开呈飞腾状，后肢与龙尾纠结缠绕，利爪、背鳍、腹甲、肘毛清晰可见。龙身壮而不肥，矫健有力，气宇轩昂，尽显“盛唐气象”。
在这条龙的身上，黄洪彬已经看到了诸多“进化”的痕迹。中国龙，龙角在隋前多弯转飘逸，并不分叉，到了唐代飘逸更甚，却出现了分叉；龙鳞在汉前多如蛇鳞般呈菱形和长方形，到了汉时则更似鱼鳞，排列疏松不齐，入唐后则变得愈加细密。但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在龙的身形。龙尾与后肢缠绕的造型，使龙顿时产生了动感。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龙图腾，就是从唐代传下来的。
唐镜可谓达到了铜镜工艺的顶峰，到了五代，这种工艺便逐渐衰落失传。诸多后朝帝王，比如宋徽宗、乾隆皇，都非常喜爱铜镜。乾隆皇甚至曾命内务府造办处专门研究铜镜的制造法，但精美程度都达不到唐代的水平。
不过唐镜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倒不是铜镜本身，而在镜外。黄洪彬藏有一块“凤凰铭真子飞霜镜”。这是唐代铜镜中常见的镜纹。铜镜背面描绘一人峨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香案，后依竹林。右侧一凤，栖于石上，凤上方饰六瓣花两枝。铜镜外圈还有一圈铭文，写道：“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镜铭之意，原为夸赞铜镜铸制精美，但同时又寓意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这种铜镜在当时很可能是两两成对的。关于镜中描绘之人，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真子”是真孝子的简称，“飞霜”是古琴曲调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称，整个镜纹的内容是描述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也有专家将镜纹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系在一起，认为“真子”即“太真”、“真妃”的别称，“飞霜”就是兴庆宫之寝殿“飞霜殿”的简称了。
黄洪彬与“真子飞霜镜”倒是很有缘分。几年前，他在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发现了一面半截的长方形“真子飞霜”铜镜。一般来说，黄洪彬对这样的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这枚铜镜的“断法”却与众不同。它断面上的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面镜子很可能是在入土之前，就被人为地截为两段，夫妻两人各执一半，作为日后相会的信物。想到这里，黄洪彬当即以重金买下了这半面铜镜。
遗憾的是，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另一半铜镜。黄洪彬知道，相隔千年、相距千里，要再找到另外半面镜子，犹如大海捞针。但倘若有一天，这两面破镜能够在他手中重圆的话，那将是人生一大美事了。
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