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 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
城乡人口流动，是鼓励还是限制？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表明，只有把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能够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英国16、17世纪的“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业劳动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纺织工人，从而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并一举成为世界富国。
尽管人们一直认为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是促进财富增加的，但是对于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到底应该流向城市，还是留在当地发展制造业或其它产业，发展经济学从来就有两个理论流派。
以阿瑟·刘易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大力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就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实现二元经济的一体化。
然而，托达罗等经济学家则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出发，认为只有阻止城乡人口流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才能最终使经济的二元差别完全消失。
刘易斯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有利于财富增长，主要是因为农村拥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农村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人口的迁出是无损于农村部门，而且有利于增加城市部门的产出。而托达罗主要从城市的就业能力出发，不希望增加城市的失业率，其政策指向是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发展战略。
那么到底是应该鼓励，还是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呢？
刘易斯的研究仅仅揭示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所谓“绝对剩余劳动力”，是指农业社会存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减少农业总产出。
与绝对剩余劳动力相对应的是“相对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指农业社会的某些劳动者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但是小于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这部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减少农业总产出，但是增加总国民收入。
提出并区分这两个概念在于，如何寻求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合理边界？
假设农村生产技术不变，一个国家是封闭经济（粮食不能依靠进口），那么，该国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合理数量应为绝对剩余农业劳动力。如果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相对农业剩余劳动也向外转移。则农业总收入会降低，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于开放经济来讲，即使相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业总产量减少，也能够保持粮食消费，因为农产品缺口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结果虽然农业收入下降，国民收入总量却能够增加。
在农业生产技术可以提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即使是封闭经济，也可以通过改变耕作技术，让一个人管理更多的土地来保证原有的粮食产量，支持相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一般而言，在相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历史阶段，劳动已经逐步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一阶段一个非常可能的现象一是农业总产出的阶段性减少，二是农民工资提高。那么是不是应该因此而控制乡村人口外流呢？显然不应该。因为农业总产出的减少只是暂时和阶段性的，短期可以通过适当进口农产品来解决，长期则是农业技术改进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前提和必要代价——对一个国家的粮食作物产量而言，长期真正的约束条件不是投入的劳动量，而是耕地面积总量。相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阶段性地农业产出减少，将迫使农业技术从“每人耕种两亩地”向“每人耕种十亩地、百亩地”的耕作转化。
考虑乡村流动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大力发展小城镇，发展农村工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理论并行不悖。
廉价的劳动力是目前中国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国际竞争优势所在，形成这一优势的基础就是巨大的乡村人口战略纵深，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的流动。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微观上城市、城镇、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差异将长期存在，因此考虑到中国开放经济、农业生产技术正由于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得以不断提高的情况，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毫无疑问将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每年都有大量乡村剩余劳动流向城市，也造成了农业产量的徘徊和农村经济的止步不前。中国农业总产出除了在1984年出现短期徘徊之外，基本上稳步增长；到20世纪末期开始达到一个高峰并逐步减少，到200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减少到1993年的水平。这就表明中国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绝对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完毕，目前正在向城市、城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属于相对剩余劳动力。
相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或者通过增加粮食进口弥补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减少。
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相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阶段，英国粮食就已经从1750年的净出口60万夸特，变为谷物法取消之前的净进口260万夸特，其他欧洲国家（德国除外）在工业化阶段农业产量都有明显的减少。
如果由于阶段性地粮食减产，就开始采取减少农业税鼓励农民回乡种田等政策，从长期来看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未必有利于整个国民总产出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