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辉医疗的全球化生存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晓平
当杨利波认定必须走出去的时候,他考虑的并不仅是扩大市场——骨科医疗器械的细分领域——全球市场规模为300亿美元而中国市场只有区区100亿人民币,而是其任职CEO的常州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康辉医疗”)未来几年“生存还是毁灭”的大课题。
康辉医疗在本土最强劲的对手是巴奥米特、强生和史赛克等跨国医疗器械的巨头,曾在强生服务多年的杨利波再清楚不过,那些跨国巨头根本不屑于“点对点”的厮杀,如果需要谋求目标市场的领导地位,完全能够调用其他市场的利润进行贴补,集中精力将品牌、分销网络等最基础的功课做好。
而在全球化经营时代,本土供应商最大的人力成本优势则已在消减。强生在邻近的苏州投资1亿美元建立了医疗器材生产基地,目标是将生产成本降低1/3;巴奥米特已经入驻常州高新区,直接把制造基地搬到了康辉医疗的家门口。如果有需要,未来他们可以在中国提供和康辉医疗类似的价格。
应对之策惟有切入为那些巨头们贡献主要利润的市场,将利润来源分散化,以全球应对全球。然而,作为职业经理人,杨利波首先要取得推行全球化的权力和组织基础。
经理层革命
在联想控股投资助理陆悦眼中,医疗器械确是不错的行业,“成长性高,市场稳定,受经济周期波动小”,而且中国医疗器械发展滞后,“国际上医药与器械的比例是1:1,在中国则是7:1,民众越来越富裕,这个比例肯定要发生变化”。
康辉医疗的创始人为现任董事长蒋谊康,1995年在租用的民房里从加工骨科医用螺钉起家,后由于脊柱产品和髓内钉系列产品的研制成功,而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锁髓内钉及其安装器械包”为例,据称该产品可使“手术时间缩短三分之一,治疗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现在该产品贡献的销售收入接近10%。据常州当地媒体的报道,蒋谊康的父亲蒋德成是“上海市骨科医疗器械领域的权威人士”,曾经任职上海手术器械六厂设计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杨利波来到康辉医疗的2005年,公司年销售额在5000万左右,纯利为2000万,股东享有丰厚的分红。蒋谊康早在1997年就确立了股份制,据常州市药监局的官员介绍,发展后期蒋为吸引人才稀释了股权,至杨利波到公司,股权已高度分散,董事长个人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的股份,对于企业的未来,“十几位股东各持己见,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耗费资源主攻海外市场”。
除了发展理念,在曾就职于财富500强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看来,康辉医疗的管理也欠规范。王志敏现为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之前任职日本小松公司制造部部长,他直接说2006年刚来康辉时觉得企业“很不正常”,“保洁员上班时间可以与董事长攀谈,然后对经理进行评论”。由于大量股东的亲戚朋友在公司任职,“不清楚应该听经理的还是听他们的”。甚至基本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王志敏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摸清楚企业到底有多少人。
对于有所抱负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而言,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需要多大的企业,关键是能否找到可改造的平台。”
杨利波此前任职强生Depuy 关节的产品部门经理,刚来康辉医疗时“拿的薪酬并不高”,主要负责开拓OEM业务与海外市场,目的就是“做出业绩,让股东们信服”。但是,在所有权和管理权必须分离的原则问题上,他不愿意让步,“股东们做这个企业目的什么?如果想做百年企业,挣到钱,这好商量,如果希望百分之百控制,亲戚朋友都在,享受做老板的感觉,那就不用做了。”
经理人团队强化自己力量的方式,是借助VC,“他们肯定支持我们改造企业”。就在2005年,杨利波接到了VC的电话,约他谈投资康辉医疗的事情,他说不清楚为什么VC约谈的是他,“可能觉得在公司我比较懂这一块,不过,找VC本来就在我们计划之内。”
当时,杨利波与IDG的章苏阳、TDF(上海华盈创投)的徐传陛沟通了未来全球化的思路,“能否将想法变成现实,VC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生存下去。”为此,投资协议中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条款保障经理人团队留在康辉。谈判过程是秘密进行的,并得到了蒋谊康无保留的支持,“股东里只有他知道,不然进行不下去”。
保密是有理由的。当融资议案在董事会讨论时,有股东直接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什么怪话都有,有的说是我们勾结外头,要掏空公司,我们只能把以前该VC做过的案子一个个讲给他们听,论证这件事能给公司带来怎么样的利益。”在2006年2月,IDG和TDF以9倍的静态市盈率、投资1000万美元入股康辉控股(注册于开曼群岛,康辉医疗作为其全资子公司),共占约20%的股份,2008年1月,TDF、IDG VC与SIG&CDH又再投资3700万美元,其中1000余万美元用于回购3名股东的股份,至此VC掌握了公司的控股权。
“和VC沟通的方式比较简单,关键就是做好业绩”。杨利波说。在VC的支持下,从2006年开始,经理人团队完全接管康辉医疗的管理(当年12月杨开始任职CEO),原有管理层几乎全部清退,原因是“教育成本太高”。全公司上下先后走了200多人(康辉现有职工500多人),先后引进来自世界500强的中高层管理人员30余名,奠定了全球化经营的权力基础。
切入“软腹部”
目前,康辉医疗的产品系列已经覆盖创伤、脊柱、人工关节、颅脑颌面等全部骨科治疗领域。王志敏告诉记者,在制造层面,骨科医疗器械的技术含量主要体现在综合性,“需要运用最新的材料,进行精密加工,还要做表面处理,涉及材料学、过程控制、电化学等各方面专业知识,在人员配备上需要熟练、有技能的劳动力。”行业内骨科治疗这类细分领域人才有限,康辉医疗往往是从挖掘机、机车等制造行业引进人才,然后进行产品培训。
现在康辉医疗技术优势主要在精密机加工和新材料应用,研发团队有30余人,不过杨利波承认“原创能力仍然比较弱”,技术力量仍有待积累。比如,在各细分领域,康辉医疗目前优势集中在创伤和脊柱方面,市场占有率处于国内前三,不过行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人工关节。
在全球化路径上,康辉医疗选择了从非洲、中东等低端国家开始,现在已扩展至巴西、土耳其等中等发达国家,最后的目标才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骨科器械这个细分领域,现在美国占据着50%的市场,欧洲为20%,而日本的份额大概在10%,这些也是跨国巨头们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地。
杨利波说,全球化步伐只能小心谨慎。“在欧美高端市场,你需要提供本地化的产品培训和售后服务,这种能力现在我们还不具备。如果进去后又不得不退出,以后再进去会困难许多。”虽然康辉医疗已取得进入欧盟的CE认证,还是选择从全球市场的“软腹部”入手,慢慢积累品牌以及全球化运营、服务的经验。
提升服务能力的困难在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杨利波说,负责销售、售后服务都需要本地化高素质人才,骨科器械领域相对细分,专业人士不容易找,找到又很贵,“这个行业专业人士的年薪不会低于20万欧元”,而2007年康辉医疗的海外收入(自主品牌)不足2000万元(其中土耳其市场约占一半),这个收入尚不足以支撑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暂未提交进入美国市场的FDA认证,也是因认证“成本太高”。
杨利波透露,未来更可能采取并购海外医疗器械厂商的策略,实现“外国品牌加中国制造”的配合,只是需要在上市后才能实现。杨也寄望于公司在2009年实现海外上市,打通融资渠道,“上市最大的概念就是迎合了全球削减医疗支出的浪潮。”
康辉医疗现在最主要的优势正是性价比。“现在发达国家医疗保险帐户已经严重透支,政府和患者都有削减医疗开支的压力,我们高性价比的产品就有很大的生存空间。”以美国为例,现在医疗开支已占GDP的17%,据《美国医疗协会期刊》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65岁以下居家人士中,5000万人将家庭收入的10%以上用于医疗保险,比过去10年中的人数超出1000多万。
据杨透露,现在某些市场,康辉医疗产品价格仅是竞争对手的1/2,而品质是完全类似的——康辉医疗的成本结构中人力成本大概占60%。而在欧美市场,医疗器械的领导者们受到华尔街的巨大业绩压力,价格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杨利波说,跨国医疗巨头太过强势,渠道商获益有限,因此他们也会欢迎新的选择出现。
不过,切入海外市场并不仅仅是商业的问题。骨科器械植入人体,品质自然受到高度关注,通过做OEM(该部分收入为1000多万元),康辉医疗已经证明成熟产品的品质方面近似跨国巨头。然而,妖魔化“中国制造”的浪潮却非他们能左右。
“其他国家质量出问题是正常的事故,若‘中国制造’出问题,舆论就全部开动起来。”而原有市场势力也会推波助澜。比如在巴西,中国玩具、食品相继出现品质事故后,当地领先的医疗器械供应商不断给医生、主管机构写公开信,逼迫卫生部门将一家苏州厂商赶了出去。在墨西哥,由于有中国产品出现瑕疵,当地卫生部门推迟审批康辉医疗的进入许可,至今尚未有明确时间表。现在骨科的部分同行已经在开拓欧美市场,杨利波同样抱有“一损俱损”的担心。
但是,国内分散的产业格局决定了协调的困难。全国100余家同行企业涉足骨科器械,但销售收入过亿的只有两三家,一般的规模只有一两千万元。在二轮融资后,康辉控股正考虑进行一定的行业整合,杨利波预计公司今年的全部销售额在2亿左右。
在未来10年内,杨利波希望保持25%-30%的复合增长,“作为研发、制造与销售的一体化企业,这个速度比较稳健、可控”。在市场份额的结构方面,杨计划未来海外市场与中国市场能达到1:1,甚至海外更高一些。
“那个时候,利用全球优势、在中国市场进行挤压的市场策略就奈何不得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