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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小说创作上很沉寂的阿城，实际上一直在写小说，只是认为“无需发表”。与其“懒得”发表的态度不同，刘恒坦言：“影像时代，文学很无力。”对于写作影视剧本，刘恒的态度是积极的。
电影对刘恒小说的传播助力无疑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末，第五代导演纷纷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农村之时，“第四代导演”谢飞邀请刘恒把他书写城市生活的小说《黑的雪》，改编为电影《本命年》。《本命年》以主人公——“失足青年”李慧泉的生活为主线，用写实主义手法捕捉了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化起步时中国人生存状态的集体记忆。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认为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而这部拍摄于1989年、讲述“残酷青春”的影片，则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
一时间，大量电影观众纷纷把对电影的兴趣，转化为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从小说家到编剧，刘恒的创作视野悄然转移。编剧刘恒，与张艺谋合作，把自己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为《菊豆》，此后，刘恒的“编剧瘾”一发不可收，从电影《秋菊打官司》、《云水谣》、《集结号》到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阿城用“井喷之势”形容刘恒的创作。
“他（刘恒）去山里写剧本了，9月回来。他那边没有电话，也不能上网，你给他发邮件，等9月回来给你回。”8月19日，刘恒的妻子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了刘恒最近的工作状况。“去山里写作”是近年来刘恒的主要生活方式，他每次进山，约写作40天。刘恒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写作周期，再长，“脑袋受得了，身体也不干了，主要是颈椎顶不住”，“就像蹲禁闭一样”。
现在山里有了招待所，写作条件大为改观。而从前，他需要在写作之余自己生火做饭，多半时间是下速冻水饺对付。有时，妻子也给刘恒送饭，夫妻俩商量一个路程折中之地交接。
与“井喷式的创作”不同，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刘恒总是少言寡语。对于长期猫在山里写作的刘恒而言，排遣痛苦的方式极具“文学色彩”：写作走投无路之时，喜欢爬到山顶，面对莽莽群山，追问:我和别人的生命有何区别？而所得的结论总是:啃，总有自己能啃的硬骨头。刘恒以为，这正是自己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即使创作历尽诸般煎熬，即便刚刚完结一个写作计划，“如果需要，仍然可以马上进入状态。毕竟是老江湖了。”言语间，透射着职业写作者的老道与勤奋。
与刘恒的专注以及写作中时间、体力、情感和思想的巨大投入不同，阿城的写作状态似乎散淡得多。8月19日上午10点钟，记者拨打阿城电话，阿城迷糊道：“我还没醒呢。”下午继续连线，电话那头传来大排档的喧闹，是晚饭时间。
阿城对于电影的好恶，延续了“阿城小说”的趣味，他认为：“（读）好的小说，你并不感觉语言，但你一直在看，因为它往人性里走。语言不外在于整体。就像电影，如果只是镜头好看，镜头从氛围里‘跳’了出来，就只是摄影好，电影本身是失败的。”从《芙蓉镇》、《小城之春》、《吴清源》，到已经完成的电影剧本《聂隐娘》，阿城眼中的电影，本质上还是写人、写性格、写心理，而“欧洲的电影与欧洲的阅读水平相差不大，中国电影不是，与阅读水平相差非常大。”
取材自唐传奇的电影《聂隐娘》被认为侯孝贤执导的第一部武侠片，但阿城认为，《聂隐娘》显露的不是“侠气”，“侠是一种普通人的幻想，而我看重的是‘刺客’。汉代以前所称的‘刺客’，是贵族的、职业的，他们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之所以行动，是因为应了这件事情，就得完成，而结局总是被刺。”
至于小说，阿城称：“还写，但不发表。就是自己写着玩。写和发表是两回事，没有人说写文章一定要给人看。”
阿城并不认为作家是一种身份，而写作无非是一种习惯。阿城说：“我在巴黎时住在一家旅馆的二楼。有天早上房东跟我说，报纸上发表了龚古尔文学奖的结果。她把我拉到窗口，指着下边儿书报亭的卖报人，说‘你看你看，作者就是他。就是这样，写作是他的习惯，不会因为得奖而改变他的生活’。”
苏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