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而亮
举重运动员张湘祥以总成绩319公斤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奥运会金牌，国人惊喜。湘祥成功举起杠铃后，眼睛四望，举重若轻的调皮神情，深深定格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镜头。第二天，某著名网站以《张湘祥曾是逃学王》为题，披露了冠军的成长历程，说张湘祥从小就是个顽劣的孩子，逃学出了名。由于张湘祥总在家里“为非作歹”，让父母不得不把这个顽皮的孩子送去练体育；“张童年中最迷恋的事情就是到游戏厅搓一把街机”。文章以赞许的口气说“也许是越顽皮的孩子越有出息”，从而成就了今天的奥运冠军。
类似的报道还有“陈颖小时候常和男孩打架”，“江钰源2岁就爱上房上树”等等。
也许张湘祥小时候经常逃学是实情，也符合“自古冠军出顽童”那颇具中国特色的体育冠军成才之路。但在科学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再如此宣扬冠军的成功历程，实在是有悖时代精神。几年前，被称为“东方之星”的台球“神童”丁俊辉，父子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介绍从小弃学打球的过程，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一场“新读书无用论”的大讨论。后来，父子无论怎样解释自己的用意，也消除不了其负面影响，以至于丁俊辉赶紧应复旦大学之邀去证明自己对读书的渴望。
且不说丁俊辉的成功之道有其不可克隆的特殊性，就我国大多数世界冠军的成长历程来讲，的确与张湘祥有着相似之处。自解放以来，从前苏联全套照搬而来，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一直摆脱不了“专业化”的路子，基本路径是从少年儿童中发现苗子（往往是“顽童”），然后进入到各级专业队或体育学校进行专业化训练，在成长过程中层层推荐选拔，最终进入国家队成为顶尖选手。这种“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是让运动员从小接受专业化训练，可以举全国之力保证出世界冠军。而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相当明显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保证不了运动员成长中接受义务教育的全过程，专业技能训练成为他们主要的学习内容，争夺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成为唯一的奋斗目标。一朝成功，终身受益；不夺冠军，一生白费。如今，我国拿的世界冠军多了，一些“含金量”低的金牌获得者退役后也难得到保障。这就使得有的运动员获金牌后抓紧“急流勇退”，进大学补课补学历。29岁的举重冠军陈艳青竟然已经有三度退役、三度复出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相对于“专业化”来讲，大多数国家搞的是职业化业余化的模式。他们的奥运会参赛选手是从全国范围各个高校、俱乐部选拔出来的，有着广泛的群众性与基础性。运动员在接受训练的同时，保证了接受教育过程的完整。所以不仅运动员的整体素质显得比较高，而且运动生命也要长得多。以美国运动员为例，80%以上的选手都拥有大学学历。许多著名NBA运动员，都是从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涌现出来的。“飞人”乔丹就是从北卡罗莱纳大学一年级时，一鸣惊人而成为明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是靠专业化来培养顶尖人才的。巴西著名球星苏格拉底本身是个医学博士，入选国家队的时候已经25岁，顺利完成了学业，退役后又成了当地著名的医生。这次为印度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射击运动员宾德拉，就是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海归”……
张湘祥夺金的神情是可爱的，我国运动员多年以来卧薪尝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的精神是可敬的。但是，那种“顽童出人才，弃学成冠军”的经历，并不值得宣扬，更不应该成为青少年效仿的榜样。在奥运赛场上，我们不仅要为金牌而欢呼，也要为运动员的健康成长而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