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史修志，说要“秉笔直书”。今人撰写史志，同样说要“秉笔直书”，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好在我们已有一种共识：历史是不能欺骗的。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的。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我们无缘，自己的历史就自己去写吧。
■向继东
忽然想起几年前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向明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本是郭静秋自费印刷的回忆录《流放者之歌》。由这两本书，自然想起任仲夷和郭静秋这两个人。
任仲夷是位“思想型的领导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值得敬重的老人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任仲夷始终是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的。
记得读《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后，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力荐此书，但也说到此书的小疵。任仲夷审读书稿后给作者写有一信，作者原文引用在本书“尾声”里。任老说，“‘尾声’全是表扬我的，把我说成了一个完人了，还是‘人无完人’好……你所接触的人，都是对我说好话的人。如果去访问一下对我有意见的同志，他们肯定能提出不少关于我的错误和缺点。”任老还说，“我是个不爱整人的人，但在政治运动中也犯过‘左’的错误，整过人。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哈尔滨也曾打出个‘反党集团’，直到‘文革’后期才平反。虽然那是市委集体决定的，但作为第一书记我是应当负有首要责任的……”
我真想知道哈尔滨当年打出的那个“反党集团”和其他地方打出的“反党集团”有什么不同。恰好作者在引用任老此信时说明了，称这一事件在本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于是我翻到书的这一页。但任老这里说的，与他信中说的相差无几。哈尔滨那个“反党集团”究竟打出多少人﹖这些人姓什名谁﹖有哪些反党罪行﹖这些人及其家人以后的命运如何﹖“过火地错误地批判”是否有点像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那样﹖等等，都一概不得其详。
郭静秋的回忆录《流放者之歌》，其实就是郭老一家的苦难史。郭静秋是离休老干部，晚年曾任湖南省艺术学校校长等职。１９４８年，郭老湖南大学毕业，毕业前，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共地下党。郭老１９５３年调入省文化局，两年后，也许是领导“看不顺眼”，也许是“革命”的需要，他无缘无故地被列为肃反对象。１９５７年他被打为“右派”，１９６２年全家被下放到洞庭湖屈原农场，直到１９７９年才平反回长沙。这期间，他和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备受折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他是右派，在省图书馆工作的妻子被下放涟源市劳动，饿成了水肿病；他被发配到长沙市郊东屯渡农场劳改，每天清晨四五点出去，晚上十点多才回来，又累又饿，瘦得皮包骨。当时正读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八岁。放学了，他们有时在电影院门口捡烟蒂，剥出烟丝就卖给店老板，得个三毛五毛；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呆呆地站在有坡度的街道旁，看到拉得很吃力的人力板车，他们就走上前去，弓着腰，用手推，用肩扛，送过陡坡后，他们往往也会得个三五毛。那时孩子们尽管饿得慌，但得了钱总是要交给深夜归来的爸爸。有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但皱巴巴的角票还抓在脏兮兮的手里，令做父亲的看到这情形心里很难受。
我曾说郭老的书是用泪水写成的，其实也有那淡淡的血。郭老划为右派一度下放衡山县劳改时，他年迈的老母不堪打击，终于在一夜之间命入黄泉；还有流落街头而死的“右派”音乐家曾小帆，还有死于屈原农场的“右派”导演熊秉勋，还有死于西湖农场的“现行反革命”演员钟晓峰……郭老在后记中说：“噩梦醒来，舔干身上的血渍，写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十分悲怆，边写边掉泪。”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他的泪不单单是为自己，为他的一家，还为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
两本书，让我想起两个人。写任仲夷的书，也许是任老受访时有所顾虑，也许是访谈者故意避讳，致使那些原本血肉丰富的历史细节被“粗”略去了。我想，假如让任老写成自传，也许不会留下如此遗憾了。后者郭静秋，显然是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恐惧来自其内心深处啊。我们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看来还只是一种奢望。
古人修史修志，说要“秉笔直书”。今人撰写史志，同样说要“秉笔直书”，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好在我们已有一种共识：历史是不能欺骗的。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的。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我们无缘，自己的历史就自己去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