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喜欢用“收编”这个词来形容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但好像浙江当地钱庄老板并不太愿意被收编。
郭田勇：浙江那边民间资本本身搞非正规金融比较多，这一次小额贷款公司搞得规模比较大，有上百家，温州一个地方就五六家。这次是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搞，对以前那种非正规的吸引力比较大。
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后，从未来来看，有可能翻牌（成为村镇银行），要拿到银行牌照那不得了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公司成立以后，即使它不能翻牌成银行，按照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条例，它能从正规机构融资，从银行可以拆借钱，不超过资本金的一半就可以。这就等于开了一个口，比私下放高利贷完全用自己的资本要强。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是“合规”了，另一方面奔未来翻牌，另外融资也有优势，但从业务本身来说，吸引力似乎依然不大，因为不能吸储。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吸储”是不是始终有着“抬会”后遗症？
郭田勇：一“吸储”性质就变了，监管标准什么都不一样。银监会现在对小额贷款认可，五月份还颁布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条例，但它对“吸储”看得还比较严。以前非法集资，农村基金会等出了不少问题。所以第一步先要控制风险。包括我也认为，“吸储”确实也不适合马上放开，先过渡一下。这么多家公司一起成立，上百家，都“吸储”可能会乱套，最后可能会在其中筛选几个资质比较好的。
另外，按银监会办村镇银行的规定，搞村镇银行，必须商业银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或者发起人。这样监管机构可能心里就有谱了。有存款准备金，一些大的银行业务经营得也比较规范。
银监会曾在四川南充搞村镇银行，当时争议很大，和地方政府有较大分歧。银监会要南充商业银行做股东，而南充市政府是想让当地一个民间资本做。
所以说小额贷款公司一上来就让“吸储”的话，还不太现实。
经济观察报：那如果小额贷款公司也找商业银行作为大股东方，是不是也是一个路径？
郭田勇：银监会搞村镇银行时要求银行作为大股东方，争议很大。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基本都没有银行背景，都是民间资本在搞。
也有可能有几家做得好的，做两年后给你直接翻牌银行。但现在你让银监会一下子改变观点，它肯定不会同意。现在监管上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经济观察报：这么多年我们老是有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反过来说，是不是和监管机构对于金融风险的监控水平较弱、包括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匮乏有关系？
郭田勇：金融机构经营不好以后，第一，确实破产清盘比较麻烦，第二，监管机构要担责任。一旦一个地方银行倒了，你的政绩可能就有问题。因为银行一出问题，地方肯定会出乱子。特别是央行和银监会职能分开，存款保险又没有建立，银行一旦出问题，银监会只能找央行去买单。所以从责任上，宁可牺牲一下效率，也要求稳定。
央行要建存款保险，银监会老反对，觉得在“拔毛”：一些农村小金融机构本来经营就挺困难，收益率比较低，而且越小的机构风险越大，保费还越高，这不是逼迫中小银行破产吗？你也不能说没道理，但不建存款保险，出了问题还得找央行。
经济观察报：抛开“抬会”那些极端例子，浙江这些年来的民间金融，包括钱庄，都经营得还不错，让人感觉实际上民间对风险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是可以的。
郭田勇：浙江的地下金融其实特别有它的招数，你不还钱有什么后果，有很多套机制，有招儿。现在我们银行到下边后本身就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即使发的话，也觉得占总贷款规模小，即使你不还也没事，追讨的动力不足。
经济观察报：各地的金融生态不一样，我们老是一剂药吃到底。虽然“一地一策”不现实，但相对市场化、有区别的利率政策还是应该尝试。
郭田勇：这次大家感觉，小额贷款公司在东部沿海地区搞，比之前那六个省区的试点情况要好。当时甘肃、青海、山西等那六个省区，都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越穷的地方金融机构越不好搞，信用环境也差，社会上的人也没钱。这次浙江、江苏这些地方，本身信用环境好，民间资本也比较充足，可能会搞得比较好。以前浙江地下金融本身就搞得不错。
浙江为什么搞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因为浙江很多中小企业贷款难，所以给它放开了。我说过浙江绝对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地方，如果 “金融转换器”做得好的话，都不用国家松动从紧的货币政策，自己的钱都能满足当地的企业。现在金融转换渠道看起来还是有梗阻的。
现在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空间还比较大，只是银行不能暴露实际利率水平比较高。到了地方，从民间的这些金融机构来看，贷款的实际利率水平已经比较市场化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基层金融机构已经不少了，有农信社、有城信社，还有村镇银行，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多少让人感觉有点串，有点乱，而与此同时兼顾各方面需求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好像并不太理想。
郭田勇：机构多本身不完全是个坏事，有竞争。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中，把农村金融需求分层次，设计得很好，这个银行负责这个需求，那个银行负责那个。从大的方面可以这样想，如农业银行、农发行，这些大的银行面向“三农”，我一直觉得做中高端要好一些，做小额贷款不太合适。所以说有适度分工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竞争。国有银行前几年从农村外撤，导致了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村信用社一股独大，带来了低效率。
从农村金融这块，我觉得少的不是机构，缺的是机制。千军万马在银监会的号召下都进入农村设置各种机构，我有点担心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这些机构不是不想贷款，不想挣钱，而是它到了农村后，发觉贷款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说机制重要，必须有一套持续的、商业性的、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风险管理机制。当大家千军万马过去时，能真正把钱留在农村。
我们要走出设置机构的误区，中国一贯是这样，好像不设机构就表现不出重要性。
当然机构也不能完全没有，只是说不能光靠机构。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有专家就提出要设立一个中小企业银行。完全是错误思维。设立一个银行仍有可能它把钱吸过来又不往中小企业贷了，因为它建立不了一个好的管理机制。
经济观察报：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货币政策震荡之剧烈，之频繁，直逼超小经济体，原因何在？
郭田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开始时经济水平非常低，大家发展经济欲望很强。发展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短缺，必然是资本推动型经济。社会上资金需求迫切，有种资金匮乏症，再加上一些梗阻使金融资源转化不过来。经济一过热就意味着资本的需求过热。政府这时就会挤压银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又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把体制内的东西做得比较大。金融业就是政府控制下的金融业。对民间金融首先就给你一个定位，你游离于我的监控之外，你是非正规的。你也能起些作用，大的银行满足不了的需求，你就搞吧，但一旦出问题，就要严厉监管了。
经济观察报：监管层对民间资本的认识是不是还存在偏差？
郭田勇：我曾说过，还是戴了有色眼镜。从管理上看，看法和观点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它是非正规，规模又比较大，所以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不能一刀切把它砍掉，那要出问题的。所以现在是承认了它的存在，但由于它的非正规，心理上又有一种抵触。
经济观察报：有这样一种比喻，民间金融一开始觉得是在外面“偷”的，这次招安后成了“填房丫头”。
郭田勇：可以这么说。民间金融还是有点用的，但难登大雅之堂，妾身身份始终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