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夺取更多的金牌，自民间到官方，中国正卷入一场颠狂的体育热潮
■王明 文
当年，她甚至不会游泳。“第一次看见皮艇时，我很害怕。”杨雅莉回忆道。1997年入选省队时，她还不到15岁。“我从乡下来，见 到水就怕——现在我却要在水面上划船。” 如今，杨雅莉已经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皮艇运动员，成为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体育运动体制力量的一个例证。
在竞技体育中，获胜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而杨雅莉和队友的行动正体现了这两点。她们奋力划向终点线，桨刃精准地划开平静的水面，身后溅起的粼粼水花在空中映出一道彩虹。不过，她们能够参加奥运会比赛也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胜利——这种奖牌机制，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应该服从国家。
中国皮划艇队的洋教练
如果说杨雅莉曾经看上去不像一个举国体制的战士，那么，中国皮划艇队的总教头似乎就是更加令人惊讶的选择了：约瑟夫·察保谢克，世界冠军德国皮划艇队的传奇教练，曾经是一个逃离共产主义的难民。中国请来察保谢克，希望他能在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提高中国皮划艇队的水平——这届奥运会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体育挑战。性格直率的察保谢克已经开始呼吁采取更加自由的训练方法 。然而，那天我在杜伊斯堡的时候一直在想，举国体制对此会作何反应？
1968年8月27日，苏联入侵6天之后，22岁的察保谢克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只带了一只行李箱，还有一份在言论自由国家生活的决心。在西德，察保谢克在夜店洗过厕所，当过摄影师，去学校注过册，最终成为德国公民，并任德国皮划艇队的教练，开始了声名显 赫、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在他执教期间，德国皮划艇队无往不胜。在2005年，中国聘用了察保谢克，以确保中国皮划艇运动员能 在家乡父老面前赢得奥运金牌。
中国的这种成功的最终衡量方式十分简单：中国赢取的奥运金牌数。但是，要赢得更多金牌，意味着中国必须提高体操和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的实力。因此，体育官员瞄上了奥运会游泳、田径以及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的100多枚金牌。 中国政府聘用察保谢克，希望能将中国培养体育新秀的能力与这位德国教练的现代训练技巧紧密结合。
体育职业挑战
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雅安市是一个多雨的城市，被称为“雨城”。我伴着雨水，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穿过烟雨蒙蒙的峡谷、破旧的村落，到达杨雅莉生长的村庄——庙土下村。由于察保谢克奋力为运动员争取到更多假期，去年10月国庆节期间我前往采访时，杨雅莉正好在家 。她身穿红黄相间的国家队队服，裤腿塞在橡胶雨靴里——她解释说，队服比农家衣服舒服。而庙土下村不是一个讲客套的地方；这是个安静的村庄，破旧木屋的屋檐下挂着晒干的玉米棒子，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废弃的木板和破损的磨石。
以当地标准来看，杨雅莉一家算是比较富足，泥土地面的厨房旁还加盖了一间房，养着5头猪，还有几笼长毛兔，兔毛可以卖钱。但 杨雅莉的父亲杨明华记得，1997年是个艰苦的年头，庄稼歉收迫使村子里的一些家庭上山找吃的。艰难的生活让他觉得，女儿应该把 握这个从事体育工作的机会。“有段时间她遇到困难，无法坚持下去，想要回家。”她父亲一面说，一面抽着自制卷烟。烟草是自家种的，气味浓重，每斤卖15块钱。“作为父母，我们必须支持她，给她鼓励。我们告诉她说乡下生活很苦——不要当农民。”
和其他许多体育生的家长一样，杨雅莉的父母必须承担她的训练费用，直到她成为拿工资的专业运动队的正式成员。杨雅莉经历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从学生转变为省队运动员的速度很快。事实上，她快15岁才被发掘出来，这也体现了中国在相对较新的皮划艇运动方面实力较弱。划艇或皮艇运动员需要有精密的平衡感，这意味着在10岁时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的孩子能拥有持久的优势。
李小双体操学校
但是，在我访问李小双体操学校时发现，中国体育运动体制中更为成熟的部门已然掌握了从小培养运动员的技巧。位于华中地区湖北省仙桃市的这所学校，是以它培养出的最著名运动员、多次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李小双的名字命名的。其他校友还包括金牌选手杨威和郑李辉。该校的学生多在4岁到8岁之间。
天还没亮，李小双体操学校的120名学生（多数是寄宿生）已穿着运动服，集中在如同巨穴般的大厅内开始一轮短跑、跳圈、蹲跑和 俯卧撑训练。数月训练之后，即便是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可以做到长时间双手倒立。像这样的学校，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举国 体制中最低的一级，用来在群众中筛选具备体育潜力的人。受那时被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榜样的启发，该体制旨在培养能 体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体育冠军。文革后，中国重建了这一体制，它保持了一个庞大的多层网络，覆盖学校、政府部门和军 队。
资深教练颜永平表示，对体操而言，首要任务是选材。他滔滔不绝列举出选材的一系列基本条件，包括深胸、小臀、直臂和直腿。“ 我们选好苗子，打好基础，并输送人才给各省体操队和跳水队、杂技团和体工大队。”颜永平补充道，学生们必须“有决心、不怕死 、能吃苦”。
中国不愿透露有多少儿童在体校里接受这样的训练。尽管中国对几乎所有事情进行统计，但我去年采访过的一位高级体育官员坚称， 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的工作有所重叠，很难搞明白。然而，这一数字肯定很庞大。爱尔兰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研究中国体育的专家熊欢引用内部文件的数据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超过37万名学生在国家拨款的体校中训练，而省级及省级以上的运动队有4.6万名全职运动员。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颜永平和其他工作人员对自己照顾学生的方式引以为豪。他们表示，对于年纪最小的学生，训练基本上只是有组织的游戏，而体罚是被禁止的。颜永平说：“可以打打屁股……但那是一种关爱。打的时候非常非常轻。”
其他地方的教练可没这么温柔。去年，从中国铁路系统下属体工大队马拉松运动队退役的长跑运动员起诉前教练王德显，指控他侵占他们的奖金和收入。该案引发了针对王德显的其他指控，称他经常殴打队员，控制队员资金，并且不允许他们离队。
学业荒废的损失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鲍明晓是举国体制的拥护者之一。当年，他在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的道路上未能取得成功，可他战胜挫折，并在此后上了大学。但是，鲍明晓和他曾是游泳运动员的妻子却不想让他们18岁的儿子走和自己相似的道路。“我儿子在某些体育项目上有很多天分，因此我们让他去玩，但是我们不想让他靠体育谋生，或是进专业队或体校。”鲍明晓说道，“可能有 80%的运动员永远不会取得成功，要我儿子把他人生如此关键的阶段花在那个世界，也许对他的将来极为不利。”体育教练和专家们 认为，这种担忧使得现在招收新人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在相对繁荣的城市地区。
回到前面，进入皮艇队，意味着杨雅莉所受的正规教育从此结束。现在，她的希望只是到她退役的时候能得到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 杨雅莉说：“我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运动员为退役后的生涯缺乏准备，令察保谢克感到忧虑。他坚持运动员对训练日程拥有发言权，而且教练应该平等对待运动员，试图以此来培养运动员的独立性。他取消了不能打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的限制，并为队员争取更多更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从疲惫的训练中恢复过来。他还尝试引入了新的训练方法，使训练变得更加有趣，如冬天的跨国滑雪训练。在他的大量干预之下，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深入进行。杨雅莉和队友开始亲切地称察保谢克为“爷爷”或者“肯德基大叔”。然而，培养运动员独立性的努力引起了争 议。“很多官员对此很生气，他们说中国运动员需要纪律和压力。我说：‘不，那是不对的，运动员需要的是自律。’”察保谢克说道，“中国体育的管理方式像军队——运动员必须站成一条线，向左看齐，向右看齐，一二一二报数。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时代已经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