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紫兰 北京报道
今天的李连杰回到了尘世的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觉得自己作了一个遵从内心的选择，与过去的自我和眼前的众位说声再见，优雅地告别。他要暂别镁光灯。他要继续前行了，向着内心深处最广阔的天地。
那情形像极了一则寓言，有一群人在海边忧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下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忧伤地低语：“他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张望着海平面，他们看到了同样的桅顶，一起欢呼着：“他来了。”
一入江湖岁月催
八年。
1982年到1989年。
19岁到27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意味着大半个青春。那样的年华本是人生最绚烂的季节，可对李连杰而言，那八年却是一段并存于脑海中或压抑、或迷惘、或失落，甚至有些残酷的回忆。
那八年里，他刚刚脱下《少林寺》里小和尚觉远的僧衣，就在训练中摔断腿，彻底告别了专业的武术生涯。他第一次看到一张600万的支票，香港老板拿着它请他拍两部电影，领着一天1块钱片酬的他兴高采烈地汇报给单位领导，却被一瓢凉水泼下来，“没有国家哪有你”，“钱得交给单位”。
挫败感接踵而至，与《南北少林》导演刘家良的冲突差点让他彻底远离电影圈；第一次尝试当导演时，却遭遇《中华英雄》票房的惨败与怪病的困扰。
那八年里，他不再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演艺界新星。他跌落到人生的谷底。武术练不成了，但他还是摇钱树，单位把他作为外派人员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李连杰“每拍一部电影，单位就有5万块钱的收入”。他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是，“给单位打了5年的工”。
他“完全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他开始怨恨起那些控制他的大人们，还有把他紧紧束缚住的单位体制。他跟所有满怀理想又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拼命地挣扎和努力，试图换来这个冰冷的世界的一点点温暖。然而现实却一再让他失意，一度心灰意冷的他，第一次直接对单位说“不”，远赴美国，靠教拳谋生。虽然在美国也拍摄了《龙在天涯》、《龙行天下》两部电影，却依然未能引起关注。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不满30岁的李连杰开始慢慢体味隐忍和谦逊，由此也开始理解无畏和坚强。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这首诗是电影《东方不败》中属于李连杰的令狐冲在月光朗照的山顶，和着东方不败的箫声吟诵过的。
坐在我对面的李连杰一袭灰衣，风尘仆仆，比《功夫之王》的“悟空”明显消瘦了许多。他比想像中矮一些，却拥有一种无形的气场，这气场特别凶猛，异常强大。他认认真真地思考、作答、皱眉、朗声大笑，虽然眉眼间还是有掩饰不掉的奔波和疲累。他大谈“慈善产业化”、“工业与商业”、“公信力”、“透明度”、“可持续性”，还有挂在嘴边的“博鳌”、“达沃斯”、“站在月球看地球”。
他努力把自己面临的处境看得清楚明白，同时展示出无所畏惧。他知道在中国做慈善需要勇气和豪情，所以他一点一点地用专业的审计、规范的制度来扭转人们对慈善机构一贯的不信任。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而他则显现出大将风范。
拍《投名状》的时候，“壹基金”正在草创。那部电影和这个基金几乎是同步成长的。与“慈善大侠”的角色不同，李连杰在那部电影里饰演庞青云，一个被兄弟杀掉的背叛者。电影拍摄期间，他每周末返回上海宣传“壹基金”。“其实我一点不分裂，早就通了，所谓白天杀人晚上帮人，这话不过是我嘲笑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说。
李连杰的幽默是北京式的。他不敷衍，也不妥协。他拒绝回答那些不想回答的问题，真正有兴趣的话题则滔滔不绝。他的率直得到了一些掌声，也有一些人会表示出不满。
访问者：最想成就的那种人是什么人？
李连杰：其实从小的目标都是大人给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只是说，帮妈妈分担点负担，做个好孩子，做个争气的孩子，让妈妈觉得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学校老师告诉你，你要成冠军，你是要培养的，你代表着西城区，你代表着北京市800万人民的众望和希望。11岁的时候，你代表10亿中国人民去到美国访问，到很多地方访问。我那时候走遍了40多个国家，五大洲都走遍了，你代表着中国人去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我是什么？其实不知道，到成长了以后，才再思考我是什么。40岁之前，我是以自我为中心，40岁之后，我开始消灭自我。
李连杰相信，有所成就的人无疑都具备巨大的野心和完全属于自己的强大个性；他也相信财富是一个累积与消散的过程，但决不是终点。财富可以让人从容，李连杰从来不否认“整个1980年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而如今，也正是财富把他多年的狼狈和财务不安全感彻底消灭了，还给他自由，还给他平静，让他接近一种纯净的、无焦虑的状态。
“40岁以前，我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为了我的家人和自己拼命赚钱；但40岁以后，我发现即便是不工作，下辈子吃喝的钱也够了。这时，我就开始关注大我。”李连杰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
李连杰的个性其实和演艺圈有差距。做“壹基金”以前，他除了必要的电影宣传之外，很少在媒体上出现。
他说从1997年皈依佛门后，开始真正用力去思考人生。“其实，那时候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拍电影了。我发现，物质不能带来快乐，我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什么才是幸福快乐的指数？我看到身边有许多人，拥有上百亿、上千亿元的金钱，却依然有痛苦。堵车的时候，大家都焦躁；要奥运了，扫大街的人、监狱里的人、有钱人、没钱的人，大家都欢呼。那么，痛苦、快乐、幸福到底是靠什么去建立的呢？所以我开始学佛教，在每部戏的间隔都去学习。后来我基本上了解了一个道理：你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知道了痛苦如何产生，才能去消灭它。”
访问者：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李连杰：我信奉佛教。
访问者：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李连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生命的价值，了解生命、爱、朋友和家人。
访问者：电影带给你的除了财富、声望和人生经历外，还带给了你什么？
李连杰：电影现在对于我只是一份工作，它提供一个平台给我，让人们愿意听我说什么。
访问者：“壹基金”的这一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连杰：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拍《霍元甲》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只是大家听不懂。我要讲的都在里面了。以后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或者业余爱好啦。接接戏拍一拍，我的精力和心愿都是在做“壹基金”了。
导演徐克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贵人，他们也是一辈子的兄弟。在他的生命里总是不乏这些贵人的出现，比如之前的武术教练吴彬，还有《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偶然，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黄飞鸿》是他的翻身之作，不但令传统“黄飞鸿”题材的电影重生，也使李连杰达到了明星生涯的顶峰。
徐克形容李连杰：“你根本就是弄了一个现代的外壳，整个里面都是古装的，活在历史古装里面的思维方法。”
比起黄飞鸿，李连杰认为李时珍更符合他心目中英雄的形象：“我演过很多英雄，方世玉、黄飞鸿、洪熙官、张三丰……但是在我心目中，英雄的定义很难。黄飞鸿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思想的武术家，我更尊重的人是李时珍，追寻自己的理念，不断去尝试各种草药，可能某一种有毒就会死，但他并没有因为尝出一种新药品就创公司赚钱，而是不停地为减少他人的痛苦而尝试。”
他喜欢用这样一首布袋和尚的诗形容如今看待是非成败的态度：“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无常
经历过印尼大海啸后，李连杰常常会在离家出门前跟太太利智打招呼：“我这次出去，不一定会回来啊。”他禅修中的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学习面对“无常”，假想活在死亡的边缘，将每天当做最后一天去对待，“这样便会更珍惜活着的感觉，天天也很快乐”。
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更不懂得该如何去生活，距离我们最近的这次汶川地震却以它特有的残酷提醒我们，活着，仅仅是活着，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才构成了生活的底色。
岁月短暂，人生无常。在无穷无尽的无常当中，充满无边无垠的不确定。前方也许全是绝望，但它也可能是希望。李连杰宁愿相信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最值得珍惜的是无常；他宁愿相信无常是教人往前看，积极地看。
灾难过后，英模报告会、应景的小品和电视剧以及连篇累牍的宣传作品开始渗透到公众的记忆中。李连杰知道这并非我们要从灾难中汲取的教训，更不是我们需要获得的经验。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毅力、忍耐和时间。
访问者：“壹基金”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面对了6次自然灾害，有什么好的应对经验？
李连杰：我一直觉得NGO组织主要就是配合政府，这是我一直讲的。所以，当去年发大水的时候，我们一直追踪哪个省是没有准备的。发现安徽呀、湖北啊、湖南啊经常会发大水，所以他们对防洪都有一套措施，若不到灾难很深的话，是有一定应急方案的。而去年我们查到的是，山东没有预防，所以去年我们第二次救援是直接支援山东。
雪灾时我们也发现根本就不是需要粮食，全部交通都堵塞，你根本不知道送谁，谁都不知道面对那么大一个困难该如何做。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络15家电台和60多个演艺界的义工，通过电台呼吁大家在车上要保暖呀，要注意不要冻着，要保持精神状况啊，家里人等着你回家过年啊，多数是温暖和鼓励，还呼吁附近的人能不能送送开水啊，点心啊，送送干粮什么的。
公信力、透明度、专业度、可持续化是考量一个NGO组织最为关键的四个要素。创立“壹基金”之初，李连杰曾经花了200万元找了一家美国公司做了两年的中国市场捐助调查（后来因被李连杰打动，那家美国公司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发现中国缺乏强公信力的民间组织，没有非常透明的体系，更没有一个清晰长远的目标，中国人捐款不方便。他因此决定“壹基金”在模式设定方面要针对这四个问题而来。
访问者：你怎么保证“壹基金”的财务透明？
李连杰：“壹基金”一直标榜的就是公信力、专业度、透明度。我们的一些做法有别于国家为主导的NGO组织。“壹基金”善款都落在红十字会的专用账户，我1分钱都碰不到。我也很担心这些钱会被吃喝用掉，所以我希望这个过程完全透明公开，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我最操心的是怎么防止官僚体制产生的贪污腐败，防止救助物资在发放渠道和救助环节中被人侵吞。所以云南地震,到灾区去的时候我不要看红十字的收据，我要看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
我们的账务全部按照国际惯例公开，一年里发表5次经过德勤财务审计所的财务报告(4个季度和年度报告)，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们让德勤做全球审计，做到透明，而用手机等募捐方式做到便捷。全球一家人是我们明确的定位，最终来形成一个有强大公信力的民间组织。
访问者：你们的钱款发放有什么程序保障？
李连杰：去年的普洱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就调钱过去。我们是这样一个程序，第二天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就通知红十字会，支援云南普洱地震。电话直接拨到云南，当地直接买粮食调上去，以最快的时间变成粮食到达农民手上。因为粮食比较快，地震的72小时内需要大量的粮食。在那时真正需要物资多过钱。
第二个，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吧。你知道钱一经手就容易出现一些遗憾的事情。那粮食你最多偷我两袋大米，对吧？我33吨大米在那儿，你最多弄两袋大米回家，最多是这样。
访问者：现在你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李连杰：地震完了以后我一直在说我不应当说的话。在很多访问里我都在提，这样大的灾难，热爱生命的中国人民都给了很大的支持，几百亿都压在专款专用上，全压在四川了，只能专用，而且这个东西非常敏感，百姓也敏感，大家也敏感。
我一直在说，今年再有雪灾怎么办？大家的子弹都不多了，都已经付出太多了。这种担忧一直在我心里。我为什么急于去台湾学习灾后重建，还有明年的计划今年下半年就马上启动，同时准备在台湾创立“壹基金”？就是希望年底前能够筹上来钱。我们发现所有的账户捐款都是给四川，似乎不说四川就基本上筹不到钱。
比如前不久的这次水灾我们呼吁，受灾人群3800万，死亡160人，大量的农作物被淹、粮食短缺。我们做完两天后发现没有人跟进，我们只能再做，再加50万。你发现一场大的灾难过后各单位已经没有力量了。
访问者：你在汶川地震前就宣布，决定息影一年专心做“壹基金”的推广，这一年有什么更加具体的计划吗？
李连杰：这是去年年底就决定的事，息影一年，只做“壹基金”。当时这支团队刚成立8个月，积累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把团队带起来，带一年。推动一个平台很重要，而且我最近一直在新加坡。新加坡“壹基金”刚建立，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人才。我们传统的结构是一批好心人，比如说妇女联合会、儿童保护组织或者其他福利组织，他们非常善良，但是并不了解商业社会这种目标、计划、规则、透明管理怎么样做，这个显然不够。
学校里面有这些专业人才，但是这些专业人才根本不够，一出来马上被大公司给吸收掉了，根本来不及去兼顾另外一面，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我在新加坡最主要是以亚洲为主，为未来5年、10年、15年培养管理人才。融资、管理团队、负责项目都要落地，我们学习怎么样有序地把一个NGO组织管理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怎样做到专业清晰的定位，不要一口吃一个大胖子。
慈善事业太复杂了，打开网站，你要是没有智慧光有善心的话，你每天都哭死了，有那么多人换心脏，那么多肝要换，那么多肾要换，悲惨故事都多了去了，这时候就需要专门的慈善机构做专门的事。
访问者：“壹基金”和你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解决？
李连杰：困难很多，因为我们国家关于NGO组织的法律、制度都不是很健全，跟国际上接轨还比较难，所以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的团队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干吗？如果慈善、NGO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话，就不需要我们了，就已经很成熟了。正因为慈善真真正正比经济改革晚了30年，所以才要我们做，而且永远不要埋怨，因为埋怨是没有结果的。你发现很多NGO专家都在埋怨，但埋怨几十年也没有结果，那埋怨什么呢？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
你知道NGO是志愿者组织，非谋利的。既然是自愿的，还埋怨干吗，遇到困难就慢慢解决，总有一天会解决。我也相信，五六年、十年，中国的这些制度随着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也会走到一个正轨上，和国际接轨。
我可以说，我们就是早期的深圳、珠海，整个国家这么大，你要改革，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太大了，一下子都开放，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也很顾忌。我知道最高管理层都知道应该改，但怎么改其实和经济改革一样，使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方法，试了，犯错，再改，直到找出一个方向。14个沿海城市逐个开放，你就在找出一个方向，中国和全球接轨，你就得一步一步来，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一下子放开，我也觉得风险很大。
尽管很多访问者都愿意相信，李连杰可以为这个国家提供更多的价值，但是李连杰却知道他个人的价值在浩瀚当中永远是微不足道的。
“宇宙是无限的，地球在宇宙里很小，对人类，5000年是很长的时间，对地球，5000年只是一瞬，就在这小小的地球上，有着67亿人的生命，而每个人只是67亿分之一，又能改变什么呢？”他说。
也许他什么都改变不了，除了他自己的内心；也许他可以改变很多，至少使人们有更多、更真切的帮助他人的意愿。
“中国2002年的捐助额是20亿。2006年是100亿。2008年是300亿，只占了我们GDP的0.075%。而美国是捐助几千亿美金，占GDP的2.75%。‘壹基金’不同于其它NGO的模式是：小的NGO愁钱从哪儿来，没钱；大的NGO愁钱花不出去，钱多但不知道怎么投；而‘壹基金’会将钱的进口和出口都做得很漂亮，以此吸收更多的钱进入进口，形成良性循环。”
李连杰相信，“每人每月一元”，这是长久的承诺与基础。“我们在慢慢形成中国公益事业的慈善模式。这将是一场公业，常年的长期捐助是稳定的，同时也形成全球一家的邻里责任感。这样我们对灾难中人们的爱才不是一时的、潮流的、发泄的、时过境迁的。我们的爱才会如同家人一样，是一辈子的守望。”他说，“我相信，无论科技多么发达，都无法计算我们每个人的心有多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我们能做的哪怕只有‘1’，和‘0’相比，已经是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从‘1’开始。这也是‘壹基金’的理念。”
没有人生来就是领袖，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关键节点的考验并且作出正确选择的人。李连杰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用他的内心和他的力量告诉很多企业家什么叫做领袖。
在那些财富远超过他的人当中，在那些已经证明了比他更善于经营的人当中，他所赖以骄傲的是他的内心，以及对未来作出的坚定承诺。尽管不在他熟悉的电影的帝国，但是他拥有心灵里一片最广阔最强大的疆域。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送了他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君心本绝尘，明镜自高悬。”它出自《五灯会元》中的一首禅诗：“心本绝尘何用洗，身中无病岂求医。欲知是佛非身处，明镜高悬未照时。”我们觉得用它来形容当下的李连杰，再贴切不过。（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