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看法，已朝着赞成采取激进行动的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气候的担忧和对于油价的焦虑恰巧同时出现。两种忧虑都要求降低碳依赖程度。同样地，能源安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鉴于多种原因，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框架，保证以既充分又审慎的步调推动变革。好消息则是：关于这个挑战的性质以及应对这个挑战的必要性，人们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如今已无需再去劝说，大多数人都相信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重大风险。在油价处于10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各种资源日趋紧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同意，能源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终于一致认为，应当转变我们的经济，使它摆脱对碳的依赖。此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为了激励、倡导和敦促这种激进转变的发生，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框架。
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框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框架，既能在设定目标上足够激进，又能在认清现状和把握步调上足够审慎？如果我们在改变经济增长性质上不够激进，就无法使气候避免灾难性的结局；如果我们在建立行动框架时不够审慎，我们就会错失达成共识的机会。
我们各国的民众对日益加剧的气候破坏忧心忡忡。我们各国的民众也可能被为了阻止气候破坏而必须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激进程度吓坏。政治领袖的任务就在于，采取正确的国家和国际行动，既能使全球经济转入低碳增长的轨道，又不会妨碍民众——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地区的民众——实现其享受增长和消费的物质、社会福祉这一完全正当的诉求。鉴于所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大量数据不够精确，政治、技术和组织因素之间的互动需要高度技巧，要回答这一个“如何”的问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自从设计战后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以来，国际社会所回答过的任何一个类似问题。
动员发起全球应对行动（Global Deal）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使命，除非经过它的授权，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发起全球应对行动。本报告旨在摆明问题、归纳现有信息并建议一套解决方案。其目的是为联合国的专门、正式方案提供支援。
然而，我们应该对当前存在的实质性的政治风险持开诚布公的态度。
以科学界、NGO和专家共同体为一边，要求立即采取激进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政治领袖为另一边，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到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有日益扩大的危险。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验证这个判断。许多人的核心主张是制定一个2020年过渡目标，并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谈判进程中获得通过。该目标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是减少大约25%~40%的排放量。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
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甚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大胆。该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基准，换言之，我们未来11年的进展要以差不多20年以前的情况来衡量。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美国上升了16%，日本上升了超过7%。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是下降的。然而直到最近的3年，欧洲整体的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保持不变。所以1990年的基准给达到目标难上加难。
说到底，我们是在要求北美、欧洲和日本一改过去12年里排放量的上升或持平势头，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以达到2020年全球排放量触顶的目标。
科学家会说：这是最起码的。
政治领袖则会问：这是可能的吗？
另一个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帮助：尽管我们的知识在增长，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数字却存在激烈的争议。例如我们说2020年要减排25%~40%。且说最明显的一点，25%和40%差别大着呢。有人说要以较大把握将变暖控制在2°C以内，就必须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百万体积分率（ppmv）以下（即在100万单位体积中占500单位体积——译者）；有的人则说是450ppmv；有的人说的甚至更少。有人断定2020年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排放量触顶的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对气候造成的破坏就无法逆转了；也有人——虽然通常不是科学界人士——则认为2025年甚至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下列这些重要事实和深刻的政治现实：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产生必要减排效果的四分之一，有时候也能节约资金，但其重要性常被忽视。
·中国和印度新建的发电厂，绝大多数将是——而不是什么“可能是”——燃煤火电厂。因此开发碳收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尤其是燃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并安全地封存起来，减少向大气的排放——译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关键性的。
·至少要有一些国家着手复兴核电，否则全球应对行动很难成功。
·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约70%~80%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
·但是，即使美国能够实现最激进的减排目标，只要中国一如既往而印度也紧随其后，气候还是会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它们不可能在必要期限内使排放量触顶，进而下降。
·森林退化的作用在整个排放问题中的比重约为15%~20%。
·某些重要行业如混凝土、钢铁，当然首要的还是发电，它们的排放占全部排放的比例极高——大约是一半。
·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排放，尽管目前只占5%，却是增长很快的一部分。
·如果措施得当，减排的成本就能维持在可承受的水平以内，甚至会低于预期；而且，新兴的低碳经济蕴含着真正的商业机遇。
另一个政治现实也很关键。科学总在不断发展。我们今天——2008年时谈论的内容肯定与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谈论的内容不尽相同，更不用说2012或2015年了。我们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增长。我还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技术会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发展。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我们给出一系列明确的激励，市场就会作出反应，人类的创造力和才智就会开动起来，今日难以设想的答案，明日就会变为现实。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政治危险，凡是参加过错综复杂且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多边谈判的人都能领会。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召开时，事先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它就会沦为谈判各方的一场噩梦。接下来的危险是，由于认为别人都指望自己这一边让步，各国在会上锱铢必较，但求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精诚合作，制定出它们认为可以实际完成的最大减排目标。结果将是就一个最小公倍数达成协议，还要附加上一堆复杂的机制，使世界裹足不前，令公众感到幻灭而且不满。
有另一种不同且更好的方式，可以达到全球应对这个目标。关键是全世界，尤其是全世界的商界，由哥本哈根会议得到一个清楚、明确、激进的导向。具体的步调可以因人而异，应时而变。但每个人都得知道，大方向是清楚的，没有模棱两可。这样一种应对的基础可以建立在下列几点之上：
1.不论是科学观点还是政治观点，其趋势都是明朗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激进地降低我们的碳依赖程度。若非如此，2050年至少减排50%这个目标就根本不会被一致认可。
2.哥本哈根的关键，在于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确立一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效的、清晰的导向。就是要真正开始改变，要为发达国家确定一条带有过渡目标的可行道路，但也要意识到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的行为和知识会发生许多改变。
3.将要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召开的G8+5峰会和主要经济体会议（MEM）应就2050年关键目标达成协议，并确认要引入全球应对行动的核心要素。
4.然后要调集力量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以确保那些核心要素拥有扎实有力的事实依据，从而能够获得一致通过。
5.2009年将在意大利召开的G8+5峰会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召开同MEM的联席峰会），应就这些核心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达成协议。这一成果应被联合国的哥本哈根进程采纳，帮助它发起全球应对行动。
6.哥本哈根协议应制定出为政治审慎和2009年的可操作性所能允许的最大减排目标。
7.随后应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进程，定期对已完成的工作和需要从事的工作进行审查，以使哥本哈根协议可被调整。这一进程可以是重要经济体的一个小型论坛，其结论应被联合国进程采纳。根据背后的理念，哥本哈根协议应是一个动态的条约，而不是针对一个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在2009年内甚至短期内都无法得到最终解决。
8.如此一来，哥本哈根进程就可以有所作为，因为它知道，为全世界75%的排放量负责的那些国家（G8+5和MEM——译者），已经为它确立了一个政治导向；因为它知道，人们并不期待它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它知道，在它之后还会有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随着我们的行动和知识变得日益明朗，将引入更多的激进步骤。
这种做事的方式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今日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愿的问题；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假设成立。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态度不再是“你们富国造成了这个棘手问题，你们自己能处理”。它们知道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确实会牵涉到平等的问题。但不论是纽约的排放还是上海的排放，影响到的是同一个气候。更何况，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生活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人们。
同样地，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认为近期减排的主要责任应由发达国家来承担。日本的舆论，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也发生了改变。在欧洲，更是有一种必须有所作为的真诚而深刻的共识。
当前的挑战不是意愿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同应对，明确地走上一条低碳未来之路的问题——那条路既公平，又可行；既是激进的，又是审慎的。（本文系托尼·布莱尔报告《打破气候僵局：为一个低碳未来发起全球应对》的前言。报告英文全文见www.cop15.dk。本报编辑马俊编译，曾参考管清友博士译文。）
托尼·布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