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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洛德·伊罗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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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世上生来有精英（贵族）和大众两种人之分，前者是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人，后者则甘于平庸和随波逐流。”“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写下的这些文字，早几十年要被我们斥为大逆不道，他竟敢诋毁伟大的人民群众，攻击那些奋勇冲向巴士底狱的人。更不可容忍的是，他还把1871年那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验”整个否定为暴民叛乱，而他的法国同行古斯塔夫·勒庞甚至露骨地宣称，普法战争的失败主要也不能怪罪腐败的拿破仑三世政府，每一个嚷嚷着要民主的法国人都“匹夫有责”。
“群众”是个中性的政治概念，而“群氓”却是绝对的贬义词，它意味着无理性与无意识，意味着放弃自我，听凭一种信仰、宗教、辞令的支配，跟随一时的情绪和感觉，毫无反思地加入众多同类之中共同行动。对此，埃里克·霍弗上世纪50年代写成的《狂热分子》有着周到的描述，他几乎以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把所有的集体行动都读解成了“乌合之众”的成就：那就是下层民众潜在的自卑被利用的结果，是少数野心家制造仇恨、反复煽动的结果，是一切有目的的仪典组织、信众召集、爱国布道的结果，总之，集体行动大抵来源于一桩精心设计的大阴谋，其顺利完成则有赖于受害者在执行过程中的狂热参与，它是人的弱点而非族群力量的充分体现。群众政治的德性在于其必须在目的达到后能自然走向终结，而诚如雅各宾时代的法国、普法战争后的普鲁士以及魏玛崩溃后的德国所显示的，政治领袖通常都有军事独裁的倾向，更愿意利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表象来加固自己的统治。
当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众社会，民主政治机制的建立与成熟建立在对这一事实的认可上关于第三帝国筹备期的民众动态，从尤金·尤奈斯库到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文人墨客有过角度不同的描述，卡内蒂后来写下《群众与权力》，面对难以把握、梳理的大众心态，他干脆通过去自然界里寻找譬喻——水、火、风、兽群——来描述其强大而无理性的特点。实际上，想通过一门名叫“大众心理学”的学问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的成因是很难的，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成书于19、20世纪之交，正是现代政治游戏的大轮盘开转的时候，各路新起的政治领袖正急于掌握“民可使由之”的诀窍，因此，不但统治学的研究者如《论暴力》的作者索莱尔、《寡头统治铁律》的作者米歇尔斯得益于此，《乌合之众》还直接影响了从戴高乐、罗斯福到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一大批20世纪最著名的统治者。勒庞的书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但他很嫌粗糙的理论可以同时为相互势不两立的人所用，因为贴近他们的需要而具有冷酷的可操作性。
由于目睹了在《乌合之众》指导下完成的政治行为，霍弗的书可以看作对勒庞理论的一份检验报告，只是这份报告的调性是消极的，它完全击破了“群众”的中性色彩，探路者勒庞几乎成了打开潘多拉之匣的人，尽管他生前曾经多次严厉提醒欧洲国家要警惕极权势力的复燃。然而，群众决不是因为有过供暴君驱驰的经历才变成群氓的，我们不能让心理学为黑色的政治产物背负罪名；我们应当明白，一方面，任何一种革命洪流的成因里都有策略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只要人有集群的需要，他们就无法避免由此产生“氓”性。
塞奇·莫斯科维奇的著作《群氓的时代》指出，大众心理学的研究重心有二：除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众的之外，还要研究个体是如何加入集体的。个体天然地需要得到肯定，人总有一种寻找同宗同道、排斥“非我族类”的本能，推而广之，人的“原乡情结”，人对身体发肤、语言宗教与自己相似者的天然好感，民族对历史与起源的想象性研究与孜孜不倦的描绘，都反映了不同族群并存于世的客观必然。由此产生的集体性的专横、排他，不是靠着“所有机会向一切人敞开”的形式民主原则，也不是靠“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政治宣传可以取消的。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借用肯尼亚独立后的掌权者基库尤族的口号指出：每个人都有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的需要——“姆庇”是基库尤部族语言中孕育该族群所有成员的子宫。
可以这样讲，假如今天的我们厌倦于和“群氓”打成一片，并不是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个人主义”、“自我意识”的胜利所致，可能只是因为有太多借助群众完成的政治运动在先，不能不激发人们对“被利用”的警觉；我们能够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学会不以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思考，但换一个场合，也许就会告诉自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任何一种认同感——同民族的、同地域的、同职业的、同肤色的、同语言的、同思维方式的——都可能指导我们的下一步行为，让我们轻易抛弃就人论人的思维，而以“我们×××如何如何”取而代之。伊罗生打开一幅后殖民时代全球政治的地图，在上面指出欧美亚非拉各大洲星罗棋布的族群矛盾，从身体、语言、本族历史与起源、宗教等各个方面分析个体对族群认同的需要：这种认同体现为静态的、内在的，是策动地壳皲裂的神秘的震源，是酝酿产生革命、暴动、屠杀等种种政治后果的深层心理机制，它也可以被利用、被操纵，但却无法漠视，伊罗生从人性角度揭示了更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也（尤其相对勒庞而言）更少情绪与偏见：只要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分裂的、超级多元的世界里，就要接受“群氓”遍地、无人得免的事实，族群之间的斗争可以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能让最懂得理性之珍贵的人也开始不再以观念上的狭隘为耻，开始怀疑起自己立场的正确与否。
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