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秦
“我非常同意，南非华人应该享有与黑人同等的经济法律地位。”6月18日，听到这句话从大法官赛希亚·比勒托利乌斯的口中说出来时，潘伟国笑了，仿佛在那一瞬间冰释了这个国家曾经带给他的所有痛苦。
70多岁，在南非出生和长大的潘伟国这天放弃了参加公司董事会议，一大早驾车跑了将近80公里，从约翰内斯堡赶到位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高等法院B2庭，代表他的华人家族，来旁听法院就“华人是否‘黑人’”一案作出的终审判决。
这天的法庭上，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大批记者不得不站在走廊两边。
开庭，一片肃静。大法官简单询问了申诉方南非中华总公会的代理律师团几个问题，归还了申诉材料，仅用了10分钟，就宣布了上述判决——南非籍华人类属“黑人”。
所有的人等待大法官退庭后，静静地走出了法院。
一出大门，所有的矜持崩溃了。眼泪，欢呼，拥抱，为此案奋斗了8年的华人们一片欢腾。一位华人女性当着南非电视台记者的镜头跳起非洲土著人舞蹈，嘴里发出“喽.喽.喽……”的欢呼声。
在南非，“黑人”，不是一个肤色上的概念，而是对一个利益阶层的统称，也是一个经济法律身份，它指的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受到过不公平对待的人群”。被划为“黑人”的人群在就业、贷款、股权收购、竞标等方面，可以享受法定的优先权利。
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国内的黑人、杂色人（当地混血人）、印度裔人士都被划入“黑人”，在经济上获得国家政策的优先扶助。唯有种族隔离时代同样受到压迫的华人长期以来被排除在“黑人”之外，承受着新的不公平，直到这一次的判决。
潘伟国紧紧握着南非华人总公会主席、此案申述团负责人钟定新博士的手，表示祝贺和感谢。“我们潘氏家族在南非已经生活了四代人，亲身体验了历史上的种种不公平，所以我更能体会到今天这个判决对南非华人和他们后代的巨大意义。”他说。
记忆中的“清朝China man”
1870年前后，第一批华人以金矿劳工的身份到达南非。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这里落地扎根，繁衍后代。随后的几次移民潮使得南非华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
“目前有些华人家族已经是第五、六代了，但华人在南非一直是个政治上的边缘人群”，南非华人记者、著有《南非华人史》的梅勒尼·杨说，在种族隔离时代，中国人被定义为“杂色人”，在教育、生活、就业等方面受到与黑人一样的不公待遇。
“年轻时，当我想去读医学的时候，必须手里拿着一张纸，挨家挨户到所有白人邻居那里去征求他们同意，并在上面签字，”华裔医生Arnold Tam回忆说，“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我的专业选择，我就将终生无法进入大学学习。那种感觉真比乞讨还难受！”
童年时代的潘伟国有过同样难受的经历。他从家走到华人子弟学校上课的路上，因为口渴走进一家白人开的小百货店，想买一瓶２５分的可乐，店伙计审视了他半天，然后转身请示老板：“是个‘清朝china man’，卖吗？”
“那时白人叫我们华人‘清朝china man’。”潘伟国回忆说，“后来我儿子因为白人用这个称呼嘲笑他，就和人家决斗，被人多势众的对方打断好几根手指。”
种族隔离时代，华人被禁止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置地购房。华人只能在黑人社区开商店，因为只有那里政府不管。“犹太家族的财产可以代代相传，所以富有，而我们连一点祖业都不能购置，华人的财富就这么自生自灭。"潘伟国说。
1950年代，潘伟国通过父亲朋友的关系获得教育部长特批，才被允许上大学。那时全南非只有５名华人大学生。１９６２年成为南非第一位华人注册审计师后，他一共向３１家公司发出了实习求职申请，因为肤色的原因，只有３家给了他回复。
“第一家一见我是华人就直接说不欢迎。第二家见我成绩这么好就问，将来你手下会有２０多个白人，你认为他们会听你的吗？”潘伟国后来被迫自己创业，因为白人的公司都不肯雇佣华人。
一年一度的兰德节期间，华人只有双日才被允许进入休闲娱乐购物场所，而且不可以使用厕所，累了不能坐椅子，因为上面写着“白人专用”。客机上华人只能坐在指定的最后两个座位上，“就算前排的座位都是空的，也不让华人坐”。
潘伟国说，种族隔离年代，在南非的亚洲人中只有日本人被授予“荣誉白人”称号，可以和白人一样乘坐公共汽车、火车、飞机。
因为外貌相似，华人与日本人容易混淆。这也为１９９４年后的华人法律地位留下隐患。
黑白之争
１９９４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华人们一度看到了平等的曙光，但很快就失望了。
失望来自华人法律地位的模糊。作为对“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的补偿，废除种族隔离后的新南非在1998年颁布《公平就业法》，规定南非各企业必须优先考虑将工作机会给予黑人、杂色人、印度裔人,然后是白人，最后轮到国际求职者。该法案在1999年起生效。
而华人群体因为没有明确的“成分”归属，在就业时仍和过去一样，面临许多困难。
“华人的待遇并没有像其它‘黑人’一样得到应有的公平改善，”南非华人总公会主席钟定新博士说，“为了这事，我们多次给南非司法部、劳工部、贸工部去信，要求政府就华人的法律地位给与明确答复，但都石沉大海。”钟定新说。
最后一次，劳工部回信称，“本部门确认华人后裔不属于‘黑人’范围，同样不该作为‘杂色人’群中一部分而享受公平就业法案的权利。进而，华人后裔在就业范围内应被定义为白人。”
华人们欲哭无泪——白人统治时代，他们被当作黑人遭受歧视和迫害。到了黑人优先的时代，他们又被划成“白人”，继续坐在末排，只因他们外貌长得像当年的“荣誉白人”。
不公平还在继续。２００４年，南非国会通过《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强制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最低比例25.1%出售给“黑人”及其他“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当２００６年南非标准银行根据这一法案执行项目为“Tutuwa”的股权出售计划时，他们以华人不属“黑人”为由，拒绝将银行股份出售给该银行员工、华人后裔弗农·怀特。
怀特将标准银行告上劳工法庭。法庭判决：“南非境内所有金融机构只有在宪法法庭对华人在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中的法律地位作出解释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对华人出售股份。”
对此裁决，南非各银行反应不一。南非第一国民银行、莱利银行视华人为“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族群,执行了股权出售政策。
直到今年６月，南非萨索石油公司向“黑人”公开出售18，923，764份股票时，仍然拒绝向华人出售股份。
华人们决定采取行动。南非华人总公会在２０００年就明晰华人的法律地位向法院提起申诉，与南非司法部、劳工部、贸工部对簿公堂。
“华人不是为经济利益而去争取，是为政府对我们在历史上处境的一种不认可而争取。面对不公对待，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钟定新说。
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辩护律师，南非著名人权律师必左思代表华人公会出庭辩护。
这是一场长达8年的诉讼战争。“起初这三个政府部门还书面致信，反对华人的要求，但是在今年４月他们退让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终审判决那天，政府方面没有一个人到庭，连他们的律师也没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输定了。”必左思说。
“黑人待遇”
高院大法官在6月18日作出的终审，裁决所有政府各部门、各企业必须认同南非籍华人的“黑人”法律地位。法院判定南非华人可以享受《公平就业法》及《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赋予“黑人”的经济补偿权益，获准优先收购约翰内斯堡证交所上市的大型企业，购买公司内部有折扣股票等各项优惠政策。
“除了具有资金实力的华人外，那些受薪阶层现在在经济和就业上享有跟黑人相同的待遇。根据防止种族歧视的政策，华人也将获得晋身商界高位的优先权"，南非国会议员陈阡蕙评价说。
依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各个行业必须强制出售的股份比例不一。例如电讯类为３０％。固定电话垄断商Telcom在向公众出售股份时，同样的股票对“黑人”的售价为１８兰特，而对白人认购者是３０兰特。目前公司的股价已从上市时的７０兰特上升至８０兰特。“现在我到任何一家银行就可以去购买沙索公司的股票了。”潘伟国兴奋地说。
跨国公司在南非投资的企业也必须依照该法案将25%的股权出售给当地“黑人”。不过有关全球法案或涉及智慧财产权保护的企业除外。
“以前华人公司必须将其公司股份出售给‘黑人’，现在华人是１００％的BEE公司（由“历史上受不公正对待的弱势人群”所控股的公司），”陈阡蕙认为，“这个判决之后，当中国商人和中资企业到南非来投资时，他们就可以将股份出售给南非华人，而不是没有共同历史背景的陌生人。”
此外，旨在保护黑人就业权利的《公平就业法》，规定企业必须按照种族肤色比例聘用一定人数的黑人，企业董事会成员也须依肤色比例分配，而企业之间的商业合约应以黑人企业为主。
具有“黑人”身份经营者可以从银行获得低息长期的贷款。在南非，企业如果想要得到政府所提供的各项贷款以及政府项目竞标，必须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评分标准，而BEE身份就是其中之一。
在项目竞标中也一样。BEE评分机构Empowerdex介绍说，评分中１分最高，５分以下就为不及格。华人在此判决后的评分可以达到３分左右，完全符合政府竞标规定。
不过陈阡蕙认为，由于是针对历史上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华人，该判决目前将直接对1994前获南非国籍的老侨有益，对之后的新侨尚不明显。
“但实际上BEE评分机构很难严格区分老侨与新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企业家说，“所以该项法案也会对新侨的经营有利。”
“我认为来自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移民后代都将受益于这个决定。”必左思说，“他们甚至不需再向法院提出申诉就可以自动获得‘黑人’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