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海青
这是似曾相识的一幕。
在过去10年中，每隔两三年都会有某个韩国大企业陷入刑事调查的泥淖。三星集团终于没能逃过韩国大宇、SK、现代汽车等的宿命，甚至连掌门人所受的指控都惊人地相似。
李健熙受审以及引咎辞职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
“联姻”成风
三星集团素有“政商抱合”背景，李健熙被韩国人追捧为“经济总统”。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家Yee Jae-yeol的分析称，在三星集团起飞初期，当时的韩国政府具有高度影响力，企业也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在这种情况下，三星集团必须要依靠暗箱操作。比如建立行贿基金、结交监管人员等，实现自身的迅速发展。
现代汽车同样与韩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2006年3月24日“金宰录丑闻”以来，现代汽车卷入了黑金漩涡之中，诸多政经高官被怀疑与此有染。这起丑闻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7年9月，韩国高等法院以背信等罪名，判处郑梦九3年徒刑，给予缓刑，使他继续执掌这家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集团。
前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的罪名是伪造总额达20万亿韩元的假账、从金融机构骗取9.8亿韩元贷款、向国外转移财产等。2006年5月，金宇中被判10年徒刑，并要求他追缴21.4484万亿韩元的罚款。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罪名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大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商勾结”。
在韩国，财阀泛指家族控制、多角经营、交叉持股甚至介入政治的大型企业。韩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就掌握在财阀手中。韩国财阀的核心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韩国的财阀家族都与历届政府高层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政府为企业提供信誉担保，家族企业垄断资源，负债扩张，快速实现规模效应，这成为韩国家族大企业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特点。最明显的例证是，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借助政府支持，在不到20年间，把一个以纺织业起家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
难撼财阀制度
但“财阀制度”由此产生的廉价资金以及资金易得，无疑使企业背上巨额债务。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家家族企业平均负债率达到379.8％。在巨大的负债压力之下，韩国企业家体现出共同的“企业家精神”——勇于开拓，冒险扩张。但到2003年，上述百分比仍然为172.2％。
进入20世纪90年代，“财阀制度”造成企业的低效率和种种“资金黑幕”以及企业家独裁等弊端日渐显露。
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说，韩国许多大企业都存在家族企业弊病，政经、官商勾结将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显然，韩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曾表示，政府加强了对财阀家族的出资限制，减弱他们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还将为诸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扩展空间，争取使韩国经济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建立“先进经济系统”。
卢武铉还表示，决心完成对韩国财阀集团和金融市场的整顿，扭转韩国经济近几年的颓势。
对三星集团的全面调查，是卢武铉在国会压力之下启动的，新任总统李明博更是欲借此对韩国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李明博面对的难题是：在韩国的600个大企业中，三星一家的投资占1/4；韩国出口总额中，三星占1/5；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星占1/6.可见，如果三星坠落，韩国经济或将随之陷入危机。
目前，韩国检察官已经放弃对三星集团有关政治献金案提出起诉，因为证据不足且时效已过。这从另一方面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三星王朝”地位的不可撼动。
对李健熙的特别调查，将以怎样的一种妥协收场，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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