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
记者：您曾经提到，全球化在这一轮的通胀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张燕生：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创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并日益市场化。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就是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里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其结果，就是全球在分享开放收益的同时，也在分担开放风险。在缺少一个合理秩序并维护共同利益的力量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国生病、全球吃药、小国住院”的情况。
从2003年开始，全球的通胀压力主要表现在需求端，如矿产资源热、跨境运输热、能源热并带来这些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等。但这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传导到下游最终产品上。而直到2005年、2006年后，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才开始传导到下游产品，于是出现了明显的全球性通胀压力。究竟是什么抑制或延迟了全球性通胀预期的产生呢？
我认为是全球化。开放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全球性生产体系、全球性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全球化可以大大扩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了一般价格上升的诸多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工序分工。工序分工可以把产品增值链最大限度地在全球合理配置，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有人曾提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缩”，而实际上，是中国的低要素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全球的通胀压力。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前20年，全球确实享受到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益处，它在相当程度上平抑了全球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从而抑制了通胀的产生，同时也为某些国家让渡了相当大的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支持了它们的过度消费和进口。如 2006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是美国第三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就业，也有利于欧美日的结构转型和就业增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很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因素释放出来就出现了通胀。
目前全球的油价、粮价的高涨等，是无法完全用供需等基本面因素来解释的。如粮食，目前是全球谷物产量较高的时期，也是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的时期。然而在供给创新高的时候却出现全球价格如此大幅的上涨。有人提出用结构性因素解释，如分析粮食、石油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地位不对等等情况，认为存在全球体系的不公平，存在全球供给的卡特尔等，但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一定要把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等因素放进去考虑。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深化使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互相依存，达成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影响速度,以致原油、粮食、铁矿石以及有色金属等价格的上涨都是全球性的。这其中必然有国际资本的炒作和投机，也会有美元贬值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的必然现象。
其次是全球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在目前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化推进了金融一体化，很容易产生以美元为主体的货币体系的机会主义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形势下，美国为走出美元危机而采取与黄金脱钩的做法，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80年代，为反通胀和推进结构性改革而提高利率，高利率导致高美元汇率，出现了1980～1985 年连续的美元升值。为走出困境，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而今天全球失衡和通胀形势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美国为反衰退而采取了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低利率为美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明显恶化了采取高利率以反通胀的国家的宏观形势。同时低汇率政策也使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此可见，从IT泡沫破灭到次贷危机，美国一直在进行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为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创造体制软环境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采取大幅减税的其他措施，实际上都是在把它的经济向新的方向和新的结构推进。但是由此产生的原油和粮食价格暴涨、全球货币和金融形势紊乱、美元贬值带来的全球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等问题，很可能是要新兴经济体来埋单的。越南出现的通胀和货币危机迹象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部冲击的前兆。
反通胀的中国对策
记者：在全球性的反通胀中，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张燕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双防”的时候，必须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产生的经济下滑。一是我们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应该尽快通过体制和结构调整来改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由此将产生农民工的工资、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不再拥有这些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成本驱动型的通胀。二是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如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通胀问题。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是坚定不移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货币要偏紧一些，游资的问题另外去解决。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当改变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紧缩的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就是通胀性的，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一个抵消。同时，我们的工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上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其他相关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全球化对我国产生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热钱的流入问题。热钱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反通胀不能够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来实现，必须要考虑跨境资本项目的管理。我认为，如何把目前全球高通胀环境中的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次，中国要立足于本国，把事情做好。在反通胀方面不要对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抱有任何期待。中国应当考虑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转向内需立国的发展战略，从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贸易和汇率的激励机制转向一种比较中性、开放、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的机制，包括建立利率和汇率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价格信号的市场体系等。
治理中国的通胀问题的确是很困难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来解决。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加工贸易方式调整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等等，没有一个问题是仅靠主管部门就能解决的。现在很多人提到要防止经济下滑，我对此比较担心的是，我们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政策，但是由于政策出台的太急、太猛、太集中，最后出现了好政策没有产生好效果的现象。我们目前要素价格的结构和国际收支的格局，以及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程度，都是30年里形成的，不可能在2007年、2008年就能够把这种结构性问题解决好。因此，反通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通胀还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也包括整个发展战略中存在的转换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我们在全球化的反通胀环境中需要认真对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