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激进的政策严重地挫伤了南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工农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的南方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大片田地抛荒，工厂停产，上百万有资金、技能和知识的人逃往国外，南方原有的经济基础被破坏殆尽，越南在统一初期一度陷入经济几近崩溃的危机之中”，任大立教授评论道。
硬币的两面：市场机制初试啼声
与此同时，投机活动、偷窃、囤积等“不良倾向”增加了，从而引起中下层党员干部对经济改革的反感与抵制，他们最终与保守主义的领导层结成了同盟。
内生危机从来都是导致改革的突破口，越南走上革新之路也不例外。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左”的严重错误，而始于1986年的越南革新也是为了纠正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左”的严重失误。
1979年秋天，越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六中全会，提出放宽和调整具体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改变计划的经济体制，承认部分自由市场经济架构。在修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修改了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计划重点放在农业粮食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上。为了促进消费品产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应该让这些部门从中央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中央由于无法给这些部门提供原料、中间产品和部件，则让企业自我调整。这些按自我调整方式生产的产品，企业可自己做出处理。至于不受中央统一处理的产品，地方具有定价权。就这一点看来，政府允许计划和市场的共存。
六中全会也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由于改造的目的在于增产，所以不能以命令方式一哄而上。某些产品如合作社可以进行生产，就不必要用国营企业取代。个人能搞好的生产项目，也就不必搞集体化生产了。如果因忌讳资本主义经营，改用公私合营而致使生产下降，那么就应回到原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在农业领域则采取下述的重要措施：1、允许农民在市场自由出售剩余粮食；2、扩大农业合作社承包范围。全会也决定，为了激励作为基层单位的农民的生产意愿，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82年，越共第五届党代会召开，重点是经济发展的议题。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改革推进派和保守派直接的对立。
改革推进派认为，应该让经济运转循着六中全会决议的方向发展；而保守派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只是社会主义的暂时退却，一旦条件允许，则必需回复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受生产承包制主要影响的是北方农业，而六中全会决定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却给整个越南的农村以巨大的刺激。根据日本专家木村哲三郎介绍：以稻谷价格为例，一公斤稻谷价格由0.52-0.56盾提高到2.5-2.75盾(大约提高了4倍)。提价后的稻谷价格接近市场的真实价格。在南方，国营商业部门不得不同国营商业部门以外的合作社、企业或者私商竞争。这些因素导致市场机制开始“侵入”了越南的肌体。
部分引入市场机制的进入犹如硬币的两面。实行合同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国营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人们的收入开始增加。正是由于农民的收入增加，政府不得不从预算中拿出更多的钱用来调整工人、干部和士兵的工资，由于通胀加速，政府不得不采用实物配给办法给予补偿，当时这种补助金居然占国家预算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