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当年崔健唱道：“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齐格蒙特·鲍曼听到的话，会对他说，在全球化、后现代的时代，我们都不会活得很实在；我们已经无处可逃；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在不断地从头再来。
以前，人们普遍地认为“社会是一个稳固、具有智慧、理性且寿命要超过任何个体成员的团体”，但如今这个团体已经破裂了，它不会束缚你，也不向你提供安全感和保障，每个人只能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
鲍曼在 《被围困的社会》一书说，冲浪这个词准确地抓住了新时代的不确定性。我们活着，就像在冲浪，它不像搭上一艘船就此得到安全；也不像游泳，冲浪比游泳更快，它不需要冲浪者沉浸在他借以运动的流体物质中，而是要求他在流体物质的表面运动，前提是他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冲浪运动员。“如今，各种深度似乎都是危险的，表面是唯一相对安全的地方。”如今人们不再寻求和积累财富，而是寻求消费的乐趣。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暴富比稳定的利润更引人注目，创业者不会考虑按部就班地创建一个企业。消费者生活就是一系列无止境的新开端，因为所有的吸引力在其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令人烦恼的衰退，所以要不断寻求新的刺激。
除了冲浪高手之外，鲍曼还描述了一种人：经济生活的第二次巨变造就的全球精英们。第一次巨变是这样的：在18-19世纪，经济力量开始超出地方层次，政府已经无法包容和控制这种经济力量，那时的企业家抱怨和指责愚蠢的地方约束抑制了经济活力，妨碍了社会进步。商业开始从保卫着道德准则的家庭中分离出来，商业企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它不再受伦理义务和长期承诺的束缚，肆意追求利润。
但是，当越来越不幸的人们遭受了极度的剥削和压迫时，当邪恶的工厂充满了污秽、噪音和恶臭时，当贫民区里的肮脏与恶臭迅速扩张时，处于起飞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就下降了。早期的资本家曾经陶醉于他们奇迹般地创造出来的、远离家庭作坊、手工业行会和教区的巨大空间时，他们疯狂的剥削引发了广泛存在的道义谴责。这时，新出现的民族-国家果断地打压剥削者。19世纪是一个限制的年代，这些限制一个一个地强加在了不受约束、没完没了、肆无忌惮的利润游戏上，先是依法缩短工作时间、安全与卫生条例，继而是禁止童工。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巨变。资本正设法从民族-国家实施的法律、道德监督的框架中潜入一个新的无人地带，在这里，没有规则限制、约束或妨碍做生意的自由。这个全球空间是所有现有机构的保卫者无法触及的。商业又一次从地方纽带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不过这个纽带不再是家庭，而是民族-国家。它又一次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可以自由地制定规则的领域。
美国《新闻周刊》4月15日一期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 “超级阶层”的存在。《超级阶层》一书的作者大卫·罗斯科普夫说，有六千余位从事商务、金融、政治、艺术、非营利组织和其他领域的要人，都是过去几十年来冒起的全球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组成了一个超级阶层。他们拥有的权力超过了所有人，每位成员都是独当一面，能对全球多个国家的几百万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位成员都积极使用这一权力，并会通过发展与其他超级阶层的关系，令权力进一步加大。与以往的精英相比，这批新生的精英族更具有渗透力，其生命力却也更为短暂。
世界各国政府权力的下降，助长了财富和经济影响的集中慢慢转化为权力的集中。随着跨国活动的增加(公共和私有)，国有市场中的政府干预日趋弱化，以及现代战争的高昂代价，令国家动用军事力量的能力也随之而减少，这一切都削弱了个别国家的权力。相反，从事全球活动的组织如跨国公司或金融机构(或恐怖分子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却超越了个别政府和政府组织，享有了相对的优势。超出了国界，国有机构就无能为力，而国际性机构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全球市场，国际机制不太可能束缚住全球精英们的行为。不妨看看盖茨基金会，每年它都拿出15亿美元用来支持全球的健康计划，这一数额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总预算。
许多评论家都声称，当今金融危机是精英们做事过头的一个典型范例。历史上，从古希腊的暴君，到美国内战后的精英人物，他们都被自己的贪婪和野心毁掉。如今，许多人都认为，这也许是当前超级阶层末日的开端，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梭伦和克利斯提尼等古雅典政治改革家或 “反托拉斯”的官员如泰迪·罗斯福，就尝试过控制精英的权力，引起了重大的变革。从短期来看，我们看到的真正惟一的变化是超级阶层势力的日益扩大，以及围绕住他们的紧张局势。因此，超级阶层本身更有可能做出改变，而不是被压制。
理查德·罗蒂说：“当生机勃勃的年轻的企业家登上了国际航班的前舱时，后舱便由我这样大腹便便的教授坐下了。”鲍曼本人也是这样一位教授，《卫报》的文章说：“鲍曼被认为是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很多国家邀请他前去讲学，他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周游俄罗斯、东欧、中国、德国和法国。”他在全球范围内呼吁，搭建同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共舞台，以便使超级阶层代表的经济力量再次屈从于他们逃离的民主控制(包括伦理的、政治的、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