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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的一场脑科手术的失误让沙里宁的创作盛年戛然而止之后，人们在这位芬兰裔美国建筑师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副混乱的局面。麻省理工学院礼堂的半圆形拱顶和一旁的小礼拜堂之间，是一种奇怪的、难以调和的节奏。你甚至会庆幸有些设计从未实现——譬如，沙里宁曾经设想，在耶鲁大学最宁静开放的广场中心建造一个压抑的直角形庞然大物。还有史密森尼美国艺术馆的方案，你一定会大呼“万幸！”它设计一流但令人悚然，放在周围环境中俨然一座悲伤的纪念碑。
“一团混乱。”1959年，沙里宁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状态。听起来真像他的创作生活的总结。
但如今，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高级副主席、馆长马丁·穆勒不再这样认为。他指出，对沙里宁建筑风格不连贯的指责，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些没能实现的计划。这些未完成的设计中，包含着另一种结构和景观设计的构想，或许会让沙里宁建筑的整体看起来更加和谐。
他如此伟大，如此重要，我们却对他知之甚少。国家建筑博物馆举行回顾展《沙里宁：塑形未来》，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设计了华盛顿达拉斯国际机场和圣路易斯拱门的沙里宁，已经为现代建筑留下了公认的遗产。他所说的“混乱”，似乎只是“多产”的注脚。在这种“混乱”中，沙里宁左突右冲，开出了一条在现代主义法则中“出轨”的艰险通途。即使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些追随他的建筑师和评论家也感觉到，沙里宁在每一个建筑中不断翻新他的建筑语汇。
沙里宁1910年出生于芬兰一个艺术家家庭，父亲是建筑师，母亲是雕塑家。1923年，全家移居美国。作为现代主义风格的第二代建筑师，沙里宁身上表现出了老一代的保守风格与新一代随心所欲的尝试之间的撞击。实际上，在他突然去世前的十年，他一直面对日渐激烈的争论：如何严格应用现代主义法则？
是的，形式应该服务于功能；是的，建筑外观需要忠实反映内部结构。但，是否一定要像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那样，让外观尽可能简单朴素？
沙里宁对前辈说了“不”。1958年，他采用悬索结构设计耶鲁大学冰球馆，悬索自球场纵轴线上的一根钢筋混凝土拱梁垂下，固定在观众席上。1956年，他开始设计TWA候机楼，在天空中飞行的依然是螺旋式飞机的时代，沙里宁异想天开般地，将候机楼外观设计得像一架随时会离开地面的喷气式飞机。建筑屋顶由四块钢筋混凝土壳体组合而成，这些壳体只在几个点上相连，空隙处布置天窗。候机楼极富动感的设计每每让人赞叹，人们将此称为“喷气机时代的ICON”。
沙里宁的著名设计还包括圣路易斯拱门。这座高和宽各为190米的抛物线形拱门，外贴不锈钢，以极大的气势象征圣路易斯为美国开发西部的大门。
一朝闻名天下知，但对于沙里宁来说，这些都是身后事了。1961年1月，沙里宁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9个月后离世。爱德怀特机场的TWA候机楼于1962年建成开放，此后机场改名为肯尼迪机场，再此后，由于新建的捷蓝航空公司候机楼等设施交付使用，已渐无用武之地。圣路易斯拱门则是沙里宁生前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于1965年建成。
或许我们应当提到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挖掘了丢进纸篓的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案——歌剧院实验性的外形，显然在冒险家沙里宁心中引起了共鸣。短时间看，沙里宁仿佛是混乱的，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审视，冒险会成就一个预言家的特质。如今，沙里宁实验的广度、对于形式的爱好，对家具设计领域的介入，都能找到当代设计师的回应。
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