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志坚
“One world，One dream!”
5月8日晨，在海拔8840多米的世界之巅，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四分之一。在空气稀薄的冲刺路上，各族登山队员喊起了北京奥运的口号。
藏族女孩次仁旺姆顺利地接到了最后一棒。9点17分，火红的祥云火炬登顶珠峰。在奥运圣火第一次在8844米的高空熊熊燃烧的一刻，无数观众为之激动流泪。
在光荣与梦想一一实现的时刻，老一代中国登山家的终极使命也随之完成。当他们可以功成身退时，新一代登山健将已经在这一天站上了历史的舞台。火炬接力的最后一棒是一位22岁的藏族女孩次仁旺姆，她已不是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
与全球瞩目的登顶一刻相比，登顶之后的变迁则鲜为人知。作为珠峰圣火传递主力的西藏登山队，在完成这次使命后，将启动自身的改革——走出国家供养的举国体制，向市场化生存转型。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30年间，珠峰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总与国运相连。登山运动将褪去政治的釉彩，回归它最初的容貌。而这一切，将成为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的中国30年巨变的缩影。
1975年：北京的西红柿全部失踪
1975年5月上旬的某天,北京全城的西红柿忽然全部失踪。
那时，北京的蔬菜还没有大批量上市，全市仅有的800斤刚从南方调运进京的西红柿,被从火车站直接拉到机场，装上了一架密封、保温、防冻的空军专机，直飞西藏日喀则。
“日喀则军分区早已派汽车在机场等候，每部车配有两名司机昼夜轮流开车，本来要走两天的路程，他们只花了十几个小时，就赶到了珠峰大本营。”西藏登山队前队长罗则在回忆录中写道。
享受这空运蔬菜待遇的，不是高官显贵，是一批正在冲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就在4个月前，1975年1月初，这批队员从北京出发时，曾受到从“文革”低谷中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
5月20至24日，队员们在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被暴风雪包围。危急时刻，在大本营打过入党申请的女登山队员潘多这时被告知，队党委已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6日晚，9位队员在海拔8600米的突击营地会合。这其中有8名党员和1名要求入党的青年，这一晚，召开了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中共党支部会议。
5月27日下午2点30分，9名队员集体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并请大本营转告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这个喜讯!”
登山队长史占春回答，“听到了，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75年的珠峰攀登，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罗则回忆说，主要是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离开了‘洋拐棍’照样能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向登山英雄学习。登山队和乒乓球队一样，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面旗帜。
1992年：多方筹资征服“14座高峰”
登顶之后的岁月是漫长的。30年过去，珠峰还在那里，山下的世界却起了变化。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接待外国登山队成为西藏体委的一项重要任务。1981年又成立了西藏登山协会、登山管理处和西藏登山队。
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继续发挥他们的登山天赋。在1960年登顶珠峰的队员中，就有藏族队员贡布，1975年登顶团队中藏族队员已居多数，罗则之外，还有桑珠、潘多等日后扬名世界的登山家。
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西藏登山队，后来又参加了一系列超越体育意义的登顶活动，向世界宣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对和平环境的渴望。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988年中、日、尼(尼泊尔)三国联合攀登跨越珠峰；1990年中、苏、美三国组成“和平登山队”联合攀登珠峰；1992年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中国确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但体育界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以国家财力供养运动队，攻克某一项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
也是在这一年，西藏登山队立下新目标，攀登地球上所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即“14座计划”，这是意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纳尔率先发起并完成的挑战人类极限的计划，是世界登山界的最高奋斗目标。
为了这个计划，登山队继续依靠举国体制，多方筹措资金。15年间，不包括社会各界的赞助，按登山队人士透露，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
2007年7月12日，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三位藏族登山家集体征服了第14座8000米以上山峰。
这次里程碑式的登顶之后，从大本营传来的不再是政治口号，而是队长桑珠关切的询问：“上面高空风大不大？你们在上面要多加小心，防止手指冻伤”。
全球16位完成“14座计划”的登山家名单中，一下子挤进3位中国人。和32年前一样，中国人再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登山队员们因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接见。
接着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落在西藏登山队肩上——2008年的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中，西藏登山队成为圣火登顶珠峰行动中当仁不让的主力。
2008年：从国家干部到登山导游
2008年5月8日，珠峰火炬接力成功。登顶之后，等待西藏登山队的是又一个新时代。
在中国登山协会公布的护送圣火上珠峰的队员名单中，一大批新人开始崭露头脚，甚至包括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高校登山队员。
在这些队员中，许多人再也不仅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拥有高山向导这样的商业头衔。登顶的突击组组长尼玛次仁，则是西藏登山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商业登山的高山向导。
此前半年，2007年10月时，顶尖的登山家次仁多吉出现在拉萨附近的启孜峰上。在那里还有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友，次仁多吉此时的身份已是教练员。
这是一次名为“第七届西藏登山大会”的活动。30多位来自天南海北、职业各异的山友，将在西藏登山队帮助下，攀登这座入门级的6000米山峰。
他们事先交纳一定的费用，然后在羊八井高山训练学校接受入门知识和适应性行军，几天后他们上到海拔5500米的前进营地，并择机登顶。最后，32名队员中有30位如愿登顶。
珠峰依旧在，山下的世界又变了。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这30年中，登山也在逐渐回归运动的本原。2001年后，在经济奇迹年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项运动。2003年5月，王石登顶珠峰成为一则大众新闻，这位著名的地产商人在攀登珠峰之前就已攀过近10座雪山。
接着，又有饶剑峰、王秋杨等地产老板登顶过珠峰，饱受争议的保健品和网游软件巨头史玉柱曾在事业困顿之时率领他的旧部去攀登珠峰。至于其他5000-8000米的山峰也日渐被商业登山者所包围。
“登山是一项‘贵族运动’。”西藏登山队教练旺加对记者说，包括高山帐篷、背包、羽绒服装、高山靴、Gore-Tex冲锋衣裤等基本装备，耗资就不下2-3万元，这还不包括冰镐、冰爪和GPS、氧气瓶等其他专业器材。如果再加上交通费用和登山所雇佣的人力成本，那更是一个不菲的数字。
昂贵的耗资，巨大的安全风险，依然挡不住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的蜂拥而来。在启孜峰的攀登中，队员年龄从21到51岁都有，也不乏企业主、白领和为数不算少的女队员。攀登过后，不少队员都有“改变了人生轨迹”的感叹。
从个人的挑战自我，到企业的团队励志，在物质富裕而精神匮乏的年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希望用登山的惊险来调节自己平淡的生活，西藏登山队党支部书记尹逊平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潮流。“从登山业的发展来看，每当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都会出现一个登山热潮。”
在早期世界登山史上，英国人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这与殖民探险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相吻合。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日本人的毅力、团队意识使其成为国际登山界的重要力量。接下来，“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后，韩国、台湾地区也出现登山热潮。
当一项运动获得足够的经济、市场和群众基础后，便不可避免的成为一门产业。2002年统计：“西藏几年来接待700余个登山队12000余名登山客人，就使山峰所在地区和县获益近500万元，为登山服务的农牧民直接收益1181万元，为建设山区公路和环境保护投资800万元，上缴税金400万元。”
而这一切，都构成了西藏登山队转制的基础。西藏登山队原先是事业单位编制，这些功勋登山队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希望要成立一个“西藏登山探险旅游公司”。
在结束了革命使命和政治使命之后，西藏登山队如果继续存在则将继续耗费国家的财政拨款，而完成自己的商业使命则是双赢之举——既为国家节约资金，又能为越来越多的山友提供国际顶级的登山教育和服务。
这种转型在商业模式上已被证明可行。在国外，最著名的要数新西兰人罗塞尔开办的珠峰探险公司，客户需要花费6.5万美元，但还不一定能登顶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安全。在国内，随着民间登山高手的涌现和市场的扩大，各地的登山好手也成立了大批类似的公司，将普通人送上雪山之巅。
人类追逐雪山的脚步永不停歇。在奥运火炬的历史性登顶之后，珠峰的山下迎来的将更多是普通的登山者。他们不再是为着符号般的仪式，而是寻找人性中最本色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