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大洗牌？
上个月，政法大学研究生“韦小宝”在沧海云帆论坛发了一个“新年之交法学界大洗牌：贺卫方、陈华彬、张千帆、刘星、邓正来等名教授纷纷出走”的帖子，列举了去年以来知名法学教授的跳槽事例：
贺卫方去浙大；龙卫球、刘保玉、张千帆、肖建华、赵明、孙新强、高全喜去北航；四川大学引进龙宗智、程燎原、汪太贤、喻中、徐继敏、吴晓秋；武汉大学被挖走林亚刚、刘艳红、周佑勇、刘名祥、康均心等；政法大学引进新进教师80名，其中包括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20人；复旦大学引进吉利大学的邓正来。
在随后的跟帖中，“韦小宝”又补充了国内各高校间法学教授流动的信息，包括正式发布的消息和坊间传闻：重庆大学引进陈忠林，浙江工商大学引进胡建淼，中央财经大学引进陈华彬等等。有人跟帖说，“韦小宝”消息太灵通，不当间谍太可惜了。
这个帖子在网络上尤其是在各高校论坛被迅速转载，众多学生为自己热爱的老师离开母校而伤心，也有人在期待自己的学校有“炸弹”空降。
“我平时就很关注这些消息。”“韦小宝”说，高校的人事工作不同于别的行业，对教授、对学校都是个敏感的事情，人没有正式到之前，就还会有变数。
“韦小宝”觉得，去年以来的大变动反映出法学界比较浮躁。据法学界人说，教授跳槽，对个人而言无外乎升迁不利、遭受排挤、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等原因，从学校而言，则有学术空间等制度原因。
但这些都是长期的顽疾，诚如当年北大老师挽留贺卫方的公开信中所说，北大固然有弊，但同等制度之下，清华又能如何？“先生今日所感于北大者，或许就是明日所憾于清华者。”去年以来产生大变局的最大原因，在于几所理工高校在获得巨额资金后力求在法学上有所建树。
去年4月，光华教育基金会向浙江大学捐资1亿元用于建设一所“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法学院”。1亿元怎么花呢？据悉，5000万用于大楼、装修等硬件建设，5000万则用于人才引进等软件建设。
人们还处在浙大1亿元的震惊与羡慕中时，去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又获得廖凯原基金会捐赠的3000万美元，其中1500万美元将在今后10年内分别用于交大法学楼建造及其设施的配备，法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基金、奖学奖教金和学术基金等。
北航也获得上千万的拨款，用于法学院的建设。
“大楼好建，书好买。新建立的法学院，10多个比较有名的教授就可以培养学生了。”江平认为，文科院系不需要实验室，有了钱引进教授，很容易就会发展起来。尤其在清华法学院经过短短几年迅速发展起来后，理工类院校建设法学院的决心得到鼓励。
“人才流动和资金流动是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以前在法学界不流动，是因为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而今后，这两方面肯定都要流动起来。”上海交大法学院副院长叶必丰说。
上海交大法学院的目标也是要建国际化的一流法学院，叶必丰强调的是跟上海地位相符合的国际化，面向大都市培养人才，承担社会、历史的责任。
叶必丰是从武汉大学去上海交大的，而院长郑成良是原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以这两位院长的来头，上海交大法学院似乎前途光明。
随着知名教授的迁移，法学势力版图发生变换，按照“韦小宝”的说法，在京城，北大、人大、中国政法仍然领头，清华迅速崛起，北师大奋力追赶，而北航已显山露水。而在南方，复旦的实力得到加强，上海交大和浙大因为巨额资金的投入也会立竿见影，与华东政法一起构成法学界的华东军团。而像西南政法、武大等学校，当当“黄埔军校”也不错。
“学校的影响力还是在于经济实力，能吸引到更好的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好的人才会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高校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而像西南政法、西北政法等偏远地区的学校人才流失严重，我在担忧。”江平说。
重塑传统
有法学界学者认为，北大、中国政法等学校引进教授是正常的事，因为来这两所学校是属于“鲤鱼跳龙门”。但赵秉志从人大去北师大，算是开了一个“人往低处走”的先例，此后龙卫球去北航、贺卫方去浙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有人说这样的地方办不了法学，我就来试试看。有时候人往低处走也不错。”龙卫球说，虽然他没想到要在北航做出什么事来，但来到这个法学排名260名的学校，“直觉告诉我这一步是对的。”
但别人在为他而担忧。龙卫球上任北航法学院院长后，他在中政法的同事杨玉圣发了一篇“我的困惑与惆怅——闻球球将就任北航法学院院长有感”的文章，对龙卫球的选择提出了质疑。
杨玉圣认为北航这样的工科学校除了有钱外，没有图书、没有人才，还可能没有博士点，杨玉圣认为，工科学校办文科，成功者寥寥无几，“北航之办法学院，犹如法大之办工学院，既没有学术传统，也缺乏学术底蕴，若非要大干快上，岂非难亦哉！”
没有传统，没有历史，人们认为，这是理工类院校办法学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瓶颈，尤其是像法学这种侧重于价值判断的学科，其学术传统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
龙卫球说他赞同杨玉圣的观点，“大学是办出来的，不是拼出来的。”龙卫球说，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人们的专业人才的思维，要办好法学院，大学必须要转型。
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回到从前。1950年代，按照苏联的模式，国内的综合性大学被分拆成一个个的专业学校，为的就是培养专业人才，而像法律这样的学科以及学者，在当时的主管者看来，更是要集中起来，以便“管理”。
“在经历30年的‘法律虚无主义’后，法学界断代的情况比较严重。”江平说，像他这样70岁的法律学者不少，但60岁的就没有了，因为那一代人是在一个不需要法律的环境下学习、成长的。
如今，中国正在向法制社会转型，法学也在这个大背景下成为显学，学习法律的人走向领导岗位，办法学院一时成为风潮。除了综合性大学、专门法律大学和师范类大学外，财经、理工类学校也在办法学院，“但医学、农学等也要搞法学院，我就不赞成了。”江平说。
“从短期来看，法学院的就业率不是很高，但一所大学，无论是从学校综合竞争力，还是对社会的责任而言，法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叶必丰说，工科学校办法学院也有优势，比如和市场联系紧密，也可借鉴工科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形成学科的交叉。
对于这次法学界的变局，人们更愿意给予美好的期待。
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则认为，法学教授的流动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与过去相比，社会环境更宽松，竞争也更激烈，导致的结果是高校要创造更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来吸引人才，教师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也就得到体现。
龙卫球说，有了几千万在手上，学院的研究经费能够缓冲，让学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与狼共舞”，从而具有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他希望正在新兴的法学院不光是请有名气的人，还要让他们站起来，独立起来。
这也是人们看重贺卫方去浙大的原因，就像当年钱端升把独立自由的思想从北大带到中国政法大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