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当年读《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看到过一节专论白话诗歌在中国诞生的文字。其中特别提到胡适先生的《尝试集》，文字里说：《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
于是乎颇有种神圣的感觉，那心情，和《笑傲江湖》里丁春秋的徒子徒孙们高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春秋老仙ＸＸＸＸ”差不多。有了这种感觉，就打开电脑搜索了一下《尝试集》。不小心看到了一首题为《蝴蝶》的白话诗，节录如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读罢，会心一笑。想当初胡适突发奇想，要改变一下国人几千年来使用文言作文的现状，不遗余力鼓吹白话文。开始的时候，应者寥寥不说，还曾遭遇不少白眼和嘲笑，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白话文诞生之初，为什么遭遇白眼和排斥？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早期的粗糙。既然处于草创阶段，粗糙是难免的。你看上面这首题目叫做《蝴蝶》的诗歌，这哪里是诗歌，分明就是顺口溜了。至于当年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内心深处感觉“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看了这首诗歌之后，想想也是一种必然吧。
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潮流，始创者多数很粗糙甚至粗鄙。但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往往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后来我突发神经，学着写诗，大诗人徐志摩的东西是少不了要揣摩的。不过，对于缪斯们的信徒而言，今天如果读一下当年徐志摩的很多作品，多数也是口如嚼蜡，很快就产生厌烦的。
唐朝的和尚比宋朝的和尚好念经，这是让很多后来者没有办法的事情。翻翻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作品，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多数都不如今天的作品。但是也同样因为出在前一个文化断层，而备受瞩目。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些前人的岩画。据说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胡乱涂抹的、眼下已经模模糊糊的玩意儿，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考古队员面对这些画得随意而且尽兴但是粗鄙的玩意儿，是小心翼翼、不敢马虎的。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线条和逐渐消褪的颜色，我突然想到：那个当年作画的人，没准刚刚和情人睡过一觉，没准刚让老婆抓破了脸，没准刚刚从山下溜达了一圈之后，感觉异常寂寞，于是乎随手画了几笔。甚至，我还想到，也许是哪个刚刚上完厕所的人，拿着支类似画笔的东西，胡乱涂鸦之后，就找前两天在打猎的时候看不顺眼的那个人挑衅去了，因为这个人可能成为他的情敌。这些念头，尽管荒诞，是否有可能，也未可知。可是就是这些胡涂乱划的东西，到了今天就成了文化的化石了。你看专家们那满面沧桑而又谨小慎微的样子，你看媒体报道的兴奋面孔——我们又发现了前人留下的一堆遗迹啦，这可是多少多少年之前谁谁曾经留下的，作品里面包含了什么什么样的重要信息，“为研究ＸＸ 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资料”。至于教科书，也不愿意寂寞：“同学们，在距今ＸＸＸ年的北方（或者南方），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和文化，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绘画艺术……”
完了，从随意涂鸦到考古学到艺术史就是这个德性，也就是这么简单。
唐朝的和尚比起宋代的和尚来好念经，这是一个规律。至于第二个规律，我想，就是垃圾变黄金、野鸡变凤凰的过程。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让小毛贼变成齐天大圣的神来之笔。
文章要结尾了，突然想到了据说当年朱元璋对刘伯温说的一段话。谈到当年的造反生涯，朱元璋说，当年不过是想做一名小毛贼，可是谁想到最后有了今天这个气象。说罢，朱和刘二人仰天大笑。
朱元璋的原话是什么，我实在记不得了。不过意思，无非就是这么个得志后的张狂。至于被《高祖还乡》里揭了画皮的刘邦，那句“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则读来让人喷饭，快乐了好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