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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席琳·迪翁在上海的行程几乎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下午2点起床，化妆1小时，3点与媒体见面，拍照3分钟，提问20分钟。4点从酒店出发，35分钟后抵达上海体育场，走台调音30分钟。5点15分开始补妆，6点45分接见40多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乐迷，逐一握手、微笑、合影。半小时后回到后台，换衣服，喝水，静心等待……
晚上8点，可容8万人的上海体育场内灯光骤熄。一段专为演唱会制作的MV过后，《Drove all night》的前奏响起，一身银色亮片短裙，黑皮衣皮裤的席琳·迪翁在刺目的白光中登场，全场4万多观众顿时山呼海啸，所有人举起荧光棒、相机和手机，把偌大的体育场装点为一片绚丽的银河系。
整场演唱会，席琳·迪翁没有更换一套衣服，从头至尾唱足整整90分钟。主办方爱玛娱乐的金海莉在调音间一直盯着手上的流程单和时钟，“简直是分秒不差。”跟她一起坐在调音间的，还有席琳·迪翁的丈夫、经纪人雷尼·安杰利，他始终看着屏幕，听着那些经他之手红遍全球的歌。晚上9点20分，当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电影画面上映时，雷尼悄然起身，赶在妻子引领万人大合唱之前，替妻子做好奔赴机场的准备。
当天深夜，一架载了7人、70多件行李的私人飞机从上海连夜飞往北京。这架专机上的乘客，有席琳·迪翁和她的丈夫、儿子、姐姐、姐夫、81岁的母亲，以及一名保镖。“我们这次算是通过高考了。”送走席琳·迪翁后，爱玛娱乐的戴筠杰和她的同事们终于长舒一口气。
上座4万，基本收回成本
作为欧美大牌明星，席琳·迪翁高达1000万元的出场费成为她来中国演出的最大障碍。2007年7月，戴筠杰接到“席琳·迪翁项目敲定”的通知时，一边兴奋，一边又暗自担忧“规格高，就意味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当然是引进费用的高昂。爱玛娱乐虽找来凯迪拉克等赞助商，但仍填不满1000万元的出场费用。于是，最高3000元、最低500元的高票价筑高了这场演唱会的门槛。演出当晚，VIP专区明显的一片空白透露出高价票的销售艰难；舞台两侧的看台有些稀疏；而基本看不到舞台、一切只能靠大屏幕的最低票价区域，则全部被乐迷们撑满。戴筠杰说：“最后的上座人次在4万，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基本可以收回成本。”
其次是舞台工程上的考究。“席琳·迪翁这样的艺人可以对饮食不讲究，但音响一定是最好的。”戴筠杰说，主办方专程从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请来20余人的音响专业团队调试音响设备。错落有致的舞台乍看之下没有任何花头，但制作费在200万元以上。
麦当劳式演示
“为了这一天，我盼了很多年！”在上海演唱会上，席琳·迪翁煽情地向4万多莅临现场的观众感慨道。
按照世界巡演的规范模式，席琳·迪翁将演唱会划分为抒情摇滚、热情四射、活力风尚和灵魂之音四大主题。因为天气太冷，她不得不以皮衣皮裤御寒，全程只以一套密不透风的服装示众；因为不善舞技，她只能频频用硬朗的肢体动作配合那些讲述着爱与力量的主题。但她从拉斯维加斯带来的8位舞蹈演员，却生龙活虎地用出色舞技渲染着她不同的音乐主题，从现代舞、黑人HIP-HOP、弗拉明戈到爵士舞，每一套变化都重现着席琳·迪翁之前5年在拉斯维加斯光芒闪耀的现场秀。
演唱会上，她甚至可以轻松地炫技——《All by myself》的高潮部分，她特意以长达10秒平稳顺滑的高音划破夜空；唱《My Love》时，体育场一片寂静，她跪在地上闭目清唱，每一声华丽音符，都像一把干净锋利的利剑，刺穿现场观众的耳膜；到了最后一首返场曲《My heart will go on》，所有人站起来，挥舞荧光棒，有人用手机向没有到场的朋友直播，有人热泪盈眶。
她以高度职业化的激情完成整场演出，无懈可击。席琳·迪翁现场演唱的水准，几乎代表了流行音乐现场的最高水准。而整个演唱会的严密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麦当劳式的全球标准化完美演示。
正是因为这近乎苛刻的“标准化”，让席琳·迪翁的中国行留下些许遗憾。原定4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演唱会，因为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场地不符合要求而紧急取消，改为赴京接受杨澜专访。“我们对场馆的要求很高，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场馆，才决定改期再到北京演出。”巡演负责人戴维·布莱特强调是“改期”而非“取消”。
吴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