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篇
20年前，时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秘书的陈颖全，亲身参与了海南建省的筹备工作，见证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全过程；20年后，作为华南师范大学77级中文系毕业生，陈颖全的身份已经回归为“本土作家”。隐居海口的他，笔耕不辍，用文字记录了海南岛的沧桑巨变。
4月4日，陈颖全在海口的一间茶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现在回忆和反思，具备了民间、政府、文化的三重视角。”
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十万人才过海峡，只是海南百年风云际会的一个特殊记忆。在回忆和纪念的背后，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建省前后，海南的那段历史如何解读；建省到底给海南带来了什么；如今的海南特区，处在什么状态？
《中国经营报》：海南同时建省和办特区，是全国最大也是最后一个特区，当时政策层面是出于什么考虑？具体的筹建过程顺利吗？
陈颖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建海南特区，筹备工作也随即展开。同年9月，“海南建省筹备组”正式成立，从广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海南的许士杰任组长，我的领导姚文绪是重要成员之一。
对于海南岛区而言，筹备建省工作是新增的，原有的区委的各项工作要正常运转，但是原行政区的行政机构要逐步撤销，所以任务比较繁重。具体的筹建思路是，除了在思想上尊崇十三大的决定以外，还有行政组织架构上的筹备。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完成后，筹备期的“海南省”组织了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原有的黎族苗族自治州被撤销，设立了琼中、保亭、白沙、陵水、昌江、乐东、东方等七个黎族或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及三亚、通什两市。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海南建省”方案。在随后的9月5日，第一届海南省的领导班子也正式诞生了：许士杰、梁湘、姚文绪等10人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许士杰为省委书记，梁湘、刘剑锋、姚文绪为副书记。
《中国经营报》：最后的特区为什么是海南？“10万人才下海南”这样全国性的人才大转移热潮又是如何出现的？
陈颖全：1988年已经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先海南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受地理环境、人口总量等因素的影响，到了瓶颈期。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此时，地理环境和人口总量都远远超过原有特区的海南岛，责无旁贷的承担了这个重任。
建省之前，海南的海岛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本土、海洋、中原”的复合文化。过去，封建朝廷把被贬的官员流放海岛，作为一种处罚，但这种中原文化的“流放”，也恰好促进了海岛的文化复兴。这种复合型的文化，为1988年的建省办特区和人才引进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确立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思路之后，1987年10月底，姚文绪在参加十三大间隙，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了推介海南的主题演讲，介绍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前景。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甚至有兴奋的学生听完演讲就想跟姚文绪回海南。
1988年5月前后，《参考消息》转译了美国《纽约时报》一篇评价海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动人心弦的地方”的文章，更是激起了社会对海南的广泛关注。同时，当时的建省筹备组也给出了一些好政策。例如，“只要是人才，单位任选”、档案户籍放开等制度。这些综合因素，促使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热潮。当时曾有人才交流中心统计，仅注册的人数就高达18万。
《中国经营报》：闯海人给海南带来了什么的变化？
陈颖全：这需要辨证地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批人，海南的20年是没有价值的。
1988年前后，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一个过渡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也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尝试。身受计划经济束缚的人们，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海南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从文化层面看，此前海南岛工商业不发达、交通不便等原因，与内陆交流很少。例如，1988年以前，外地对海南岛的了解，多半是通过留驻的军队、农垦队伍和下放海南的广东知青。所以建省之前，对岛区有所了解的也仅限于两广地区。“十万人才过海峡”正是一种自由思想意识的集体爆发，也使海南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开放特区。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海南梦改变了一批人的生活方向。“闯海”从某种程度上说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种激情飞扬的东西。闯海人没准备好，海南也没有准备好。当年下海南的人中，有未毕业者，有的甚至是高中生。几年苦读，来到陌生之地，却只能做卖报、烤羊肉串等工作，大部分人激情过后都返回内地去了。
第一批人才的流失值得海南反思。第一批放弃国家分配的闯海人，大都是饱含理想的骨干人才，海南没留住。而后续的闯海人多半是处于简单的商业利益考虑，赚钱是唯一的目的，逐步失去了进取的闯海精神。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海南20年的得失？
陈颖全：海南脱离广东建省办特区，对于自身的发展，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特殊的思考。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建省初期我们有两个目标：用20年时间，使海南超过台湾；用10年时间造就一个新海南。前一个目标肯定没实现，而“新海南”也没法界定。同时，我们不要看重建省20周年，而应该是办特区20周年。海南的目标不应该只是经济特区，而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全面发展的综合特区。
建省20周年，谁是既得利益者，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说不清楚的。事实上，本地人对中央建立海南省的决定存在误解，海南建省并不是所有海南人都赞成的，极少数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海南走了20年，海南本土居民的变化并不大。
1988年之前，海南仅是一个被内陆地区掠夺的“原料产地”，石油、天然气、铁矿、钛矿等都是输送内地或者出口。20年来，海南的这种附属角色依旧没太多的改变，海南还在边缘。
例如，海南农垦已经搞了56年，从建设兵团回归32年来，国家拨了50多亿元的资金支持，但是行政管理体制、政策、经营管理等原因，海南农垦整体发展步伐与东南各省相比，依旧比较落后。又如，海南房地产十分依赖内地的购买能力，依旧要看内地的脸色。这是一种“二奶”的角色，海南从来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海南特区走了20年，也迷惘了20年。与深圳等特区不同的是，海南特区是理论“青黄不接”，实践走在前面。海南的文化体系依旧跟不上，没有“英雄、高手”的计划，10万闯海人也只是泥沙俱下。海南可以造就一个文人，但无法造就一个境界家。
海南建省20年进步了什么？是自由度和开放度，但海南不能只变成冒险家的乐园。海南的改革，首先要有改革者的观念，首先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我革命。海南是一个载体，3.5万平方公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应该是前沿阵地。
目前的海南，仅有话语权的自由，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特区。对于海南而言，特区更应该以一个“裸体奔放”的姿态，迎接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比如海洋资源利用率几乎为零，现在是最原始的“海洋开放”。海南目前又处于一个呐喊的阶段了。
中国经营报记者：余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