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了宋代用钱的省陌制问题。省陌制的出现及发展渊源与古代社会钱币供应不足有关。在东汉后期、南北朝之南朝、唐末五代等乱世之中，不仅铸币产量减少，还会有人以铜、铁钱熔铸兵器或其他器具，以敷实用，这样流通中的铸币就更少了。以不足一百的钱充作一百，似乎是降低了物价。但如果物资短缺，物价仍然会无情地上升：你可以用数十个铜板充作一百个，我也可以将买给你的东西从一百斤减为数十斤嘛。宋代的省陌制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是在社会稳定的时候由国家规定比率实行的，原意在于救五代之弊，不让省陌无限制地省下去，结果一个百分率大体维持了300年，成了奇迹。
那么作为货币的铜币，为什么会被熔化铸造兵器或者其他用具呢？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以铸币为主要支付手段（其他还会有金、银、帛等）的社会里，这是很正常的。国家铸造铜币（有时候也允许私铸），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一斤铜铸造若干个铜板，这些铜板的币值，应与一斤铜加上铸造成本基本等价，在铜价高企的时候，熔铸铜币制造器物会有利可图。
但是古代铸钱，常常发生“减重”行为，也就是减轻每一个铜板的分量或降低铜的成色。“减重”与“省陌”可以说是手段不同，目标一致：“省陌”是用不到一百充一百，“减重”是让新铜币的实体价值低于老铜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币减重行为发生在西汉初年。在项羽和刘邦的楚汉相争中，双方各拥重兵，大小七十余战，死伤几百万，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物资极端匮乏，难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了。但当时的统治者，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国家机器的运行，外要抵御匈奴的侵扰，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财税无法支撑，于是就在铸币身上动脑筋。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政，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七月，行所谓“八铢半两钱”，相对于秦朝的“半两钱”来说，这是由官方进行的减重，因为“八铢半两钱”较秦“半两钱”足足减重1/3。当时民间私铸钱减重更甚，有一种被称为“小半两”的钱，重量只有秦半两的1/12，还有一种榆筴钱（意思是像树叶一样轻的钱），只有秦半两的1/60。朝廷用这种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带来的后果只会是物价飞涨，史书上说，米价涨到一石五千甚至一万钱，比正常的价格上涨了二三百倍(除了钱轻以外，也有粮食短缺的因素)。吕后的朝廷不知道自己的减重行为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光把责任推到囤积居奇的商人头上去。
这一次减重行为，继续了三十年之久。一直到汉文帝上台，才多管齐下，采取措施，把币值稳定下来。汉文帝的办法第一是减轻人民的税负，促进生产；第二是紧缩开支，增加国库；第三是增加钱币的重量，把半两钱由极轻小的榆筴钱提高为四铢重。汉文帝还让民间自由铸钱，因为他认为，只要按照一定的国家标准铸造，就不会再次出现由于币轻而物价飞涨的现象。但事实上民间私铸总是要牟取超额利润的，重量标准和合金配比都很难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汉景帝继承了汉文帝的政策，又禁止私铸，结果币值进一步稳定，物价下降，朝廷和民间都很富足。历史上的所谓“文景之治”的出现，币值的稳定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后来历代的统治者都曾碰到币值和物价的问题。在国家稳定、铜冶发展的时候，朝廷的铸币一般都分量足、成色好，但这时候，会有人将铜币当作原料，熔化以后打造器物以牟利，而朝廷发现问题严重，又会适当减重。一旦减重到不适当的程度，又会出现私铸铜币以牟利的现象。至于乱世和国家经费不足时的异常举措，后果就更严重了。北宋徽宗的时候，蔡京当权，曾经两次铸造所谓“当十大钱”，一个大钱的币值等于十个小钱。但一个大钱的重量和成色远远抵不上十个小钱，于是有人将小钱熔化后私铸成大钱以牟取暴利，而国家的币制又被搞乱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市场上以省陌制用钱的惯例，官方是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买鱼肉菜七十二，买珍珠、雇女佣等六十八，文字（代写信之类）五十六。如此用钱，已经乱套了。
减重也好，省陌也好，都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李伟国 宋史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李伟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