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鱼县委书记王兆民挂职归来，把公布县领导电话号码当做解放思想的第一件事
◆核心提示
昆明向群众公布领导电话引起社会关注，王兆民显得很自豪：“我们比他们早得多，为的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实在。”
“中央的政策对于哪个省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管事的人和指导思想如何。”王兆民把浙江对部分企业的变通举措称为“无为而治”。
王兆民坦承，自己很佩服浙江人的头脑：“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事情能做，而我们湖北的一些干部每天都在研究什么事情不能做。湖北干事情启动慢、刹车快”
“您放心，这个问题我马上找民政部门调查落实，有事您说话！”昨日上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个半小时里，嘉鱼县委书记王兆民的手机不时响起。除了工作电话，其中有三个电话是当地老百姓打来反映问题的。
2005年，王兆民作为湖北县级党政一把手之一赴杭州挂职，两个月后回到嘉鱼，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把县领导的电话号码公布出去，就是解放思想的头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凭什么叫公仆？”回忆走过的路，王兆民说。
“四大家”手机号码张榜公布
从2006年起，王兆民的电话号码便被公布在嘉鱼沙滩浴场的政务公告栏里，“从浙江挂职回来后，我就要求‘四大家’的领导们把手机号码全部公示出来，不准随便换号，为的就是群众能随时找到我们。”
去年春天，嘉鱼下了一场大暴雨，戚家汊由于地势低洼，房子全都被淹了。“当时就有群众给我打电话，我带着建设局的人赶到现场，那里臭气熏天简直不能住人。”王兆民现场办公，后来这里建起了一个泵站，“花几十万块钱解决了一片人的生活问题，怎么不值得呢？”
当记者谈到昆明向群众公布领导电话引起社会关注时，王兆民显得很自豪：“我们比他们要早得多，而且没有做什么宣传，为的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实在。”
“昨天有一个老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儿子是退伍军人，但优抚补贴只拿了一年，第二年的没有拿到，希望我能处理一下。当时我就找了民政局长，让他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发现确有其事，就给他补发了。”王兆民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但当收到群众给他发来短信表示感谢时，他就感到很有成就感。
衣食父母的事是鸡毛蒜皮吗？
对于王兆民要求公布手机号码一事，也曾有很多人质疑：“作为县里的一把手，每天花时间接电话，去处理一些群众反映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对于这样的声音，王兆民说他总会给予坚决回击：“我们能坐在这里，是因为老百姓和企业家在纳税，他们称我们为父母官，那是高看我们一眼，也是他们希望我们能主持公平正义。但我们不能以父母官自居，而要反过来把他们当做衣食父母，这样关系就理顺了。衣食父母的事情是鸡毛蒜皮吗？”
据了解，在县领导公布手机号码以前，嘉鱼县从2005年就开始办“信访超市”。开“市”前，县委、县政府提前一周通过电视公告等渠道告知全县群众，“四大家”主要领导现场解难。原计划每年办四期，后来上访量减少，“信访超市”停办。
为及时解决信访积案，2007年6月，嘉鱼县委成立群众工作部，不定期开设“信访超市”。嘉鱼县委、县政府联合印发1万多份公开信，公布信访专干、督办专班人员的姓名、电话和办公地点，方便群众就近上访。
■对话
“两型社会”给解放思想留下大空间
——访嘉鱼县委书记王兆民
王兆民，现任嘉鱼县县委书记，2005 年10 月任嘉鱼县县长时赴杭州挂职，任杭州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助理。
长江商报：在杭州挂职期间，您对于当地政府部门的作风有哪些看法？
王兆民：在杭州，所有部门都是服务部门，所有岗位都是服务岗位。特别是政府敢于放权，政策善于变通。杭州除了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外，所有项目的审批权、办证权都下放到了县市区；各县市区都制定了十分优惠的税收返还政策和土地预拨预征政策，他们根据不同行业、企业所得税本级留成部分，10年内企业可享受“五免五减半”或“七免三减半”。在杭州，所有工作都做到事前有部署、全程抓督办、事后有考核，所有干部工资待遇与工作绩效挂钩。
长江商报：杭州的招商引资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湖北借鉴的？
王兆民：杭州市委、市政府在对待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上，始终做到不争论、不限制、不歧视、不设卡。他们把招商引资确定为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据我了解，全球500强企业在杭州投资累计达50家，全国软件企业100强中杭州就占了12家。杭州是浙江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嘉鱼加速发展的一面镜子。
长江商报：您曾说湖北没有什么比不上浙江，该如何理解？
王兆民：虽然目前与浙江比，我们的发展差距大、压力大、责任大，但是湖北的潜力大、优势大、希望也大。我们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人力技术优势、能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都远远强于浙江。落实到发展上，关键在于应用，比如说浙江电能不丰富，一个企业可能会停三天电开四天工，而湖北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浙江民营资本丰富，而这个又是活跃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因子。
长江商报：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湖北如何做到加速发展与遵循相关政策的平衡？
王兆民：我总结了一句话：湖北干事情启动慢、刹车快，对中央的任何政策都不折不扣的执行。比如中央说经济过热过快，实行宏观调控，从土地、信贷和准入上都压缩了空间，这实际上指的是沿海发达地区，但我们总是“别人害病我们吃药”。湖北的问题，是发展不够。
我们说说打擦边球的问题，真正能擦上边那是好球，踩红线而不越线是比较高的境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都是很好的课题，含金量是否大还有待商榷，但是国家允许我们先行先试、错了再来，这就给了解放思想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湖北再不抓住这个机遇追赶沿海，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
■经验总结
王兆民谈挂职杭州感受——
“不羡慕浙江速度，但要透视背后推力”
“在浙江挂职期间，我所能做的就是多听多看，和它亲密接触。不是去羡慕它的高速发展，而是要透视这个背后到底是哪种推力在起作用。”王兆民告诉记者。
浙江人不搞迎来送往
“我是挂职杭州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助理，当时我们挂职的那批，都由县长区长升为书记了。”2005 年王兆民还是嘉鱼县县长，他和湖北28 名县市级党政“一把手”赴浙江挂职锻炼。像这样成批次让县市区党政正职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挂职，湖北开了先河。
王兆民一行三十多个人乘飞机到了杭州，本以为浙江省委组织部会召集他们开个座谈会，在宾馆吃饭休息后第二天才上班的，但他们到达当地后，很快被一辆辆车子分别接走了。“我被直接拉到了农办，中午简单地吃了个工作餐，下午就开始在办公室办公了。”王兆民说，浙江人的思维模式是很超前的，已经脱离了迎来送往的阶段。
老板的地位比官员高
去杭州以前，王兆民一直觉得这个旅游城市是没有工业的，可去了之后他发现，杭州人在想尽办法做工业。“他们有一个国家级开发区，把世界500 强中的很多企业都挖过去了。按理说就城市定位来说，规划环评和准入都是不能通过的，但是杭州却做到了。”
王兆民坦承，自己很佩服浙江人的头脑：“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事情能做，而我们湖北的一些干部每天都在研究什么事情不能做。”在挂职期间，王兆民很喜欢和各个部门的人聊天，吸取各种经验。“他们的工业用地很少，就通过土地置换，把农田迁到钱塘江周围，而原来的地方就建工业园区，他们还去江西等省购买用地指标。”王兆民告诉记者，在浙江行政官员的地位没有老板地位高，很多官员都下海经商了。“在浙江当个处长科长都不算什么，别人还要说你不做生意没志气。”
抓发展要善于“无为而治”
在挂职的两个多月里，王兆民跑遍杭州各县市区，对桐庐和余姚的印象最深。“桐庐人的口气很大，提出让全世界的每个人都用他们5 支圆珠笔，他们每年有300 亿支笔走下生产线，一支笔赚几分钱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那里笔套、笔芯、笔杆都是分开生产，然后拼接，分工已经精细化到这样的地步，不得不让人佩服。”
从余姚的用地上，王兆民再次看出了浙江官员的开明。他了解到，余姚是生产窗帘布的基地，每家每户门口都有织布车间，织布机有两层楼高。而这些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并没有办理任何土地证件，当地土地局局长对此事却视而不见。“他们对利于发展的事情想尽办法成全，这个产业每年提供十几亿元的税收，何乐而不为呢？”
“中央的政策对于哪个省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管事的人和指导思想如何。”王兆民把浙江的变通称为“无为而治”，回到嘉鱼后他立即提出要一切围绕经济转、一切围绕发展干，只要不严重污染环境，只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都要大力招商引进。
■学以致用
政府让利筑巢引凤揽下大项目
“去年，王老吉落户嘉鱼，让我领悟到筑巢引凤的重要性。”王兆民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坚持宁可吃亏也要留住知名企业，可能现在王老吉已经去了咸宁或者鄂州了。
2006 年底，王老吉公司派人到嘉鱼考察，同时还派人去鄂州和咸宁，想比较一下哪里的条件最优厚。“当时我正在开县人大会议，听说他们来了，连主席团会议都没参加，就去接待王老吉的负责人。”王兆民说。
当时，王老吉看中嘉鱼工业园的厂房，但双方开价相差200 万元。僵持不下时，王兆民说：“今天的谈判就要以王老吉落户嘉鱼为原则，差的钱县里补上！”王老吉方面当即敲定将新厂落户嘉鱼，从签协议到投产不过四个月，“在嘉鱼的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快的招商引资”。
“嘉鱼每几年才有一家企业落户，现在从十几年前的20 多家企业变成80 多家，可以说是一个飞跃。”王兆民说，他的哲学就是先引进来再说，“肯定没有亏本的买卖。王老吉承诺今年缴纳税收1000 万元以上，而且还解决我们几百人的就业，如果他们不来，我上哪里去弄到这么多税收？几百人没有工作，社会怎样和谐？”
“湖北的土地资源那么多，真要好好利用，浙江一个市长只能批5 亩地，在我们工业园，县长就能批100 亩地，如果不用好，就太失败了。”王兆民说，只要企业每年能缴多少利税、解决多少人就业、投资规模达到多大，即使政府让利也是值得的。
王兆民从杭州挂职回来后，嘉鱼县就和萧山结成了友好城市，8.45 亿元浙资将于近期注入嘉鱼。“和萧山结为友好城市，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们的利税80 亿元，我们才3 亿元，差距太大了。我们必须迎头追赶！”
本版采写记者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