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作者介绍: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一直希望能从散乱的新闻和言论中，看出影响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些脉络。从<话题2006>到<话题2007>，我尝试着以年为单位进行评述。可是，周期太长，抓大放小之下，许多鲜活的、零碎的触感会随风而逝。或者试试以月份为单位，开放地关注每月的风云变幻?能留在文字里的，仍然是那些最能触动我内心的事件。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杨帆，因为在学期末最后一堂课上，对选课学生的出勤率不满，封闭教室，指斥学生，最终导致了与单个学生的肢体冲突。这件事被媒体与网络引向了"大学生价值观"的热议。
去年的"海艺辱师"事件，学生的嚣张("辱师"之余还将视频炫耀般地上传)导致网民一面倒的狂怒，以致围堵海淀艺术学校的校门，同于今年传出的中山大学博导艾云灿"精神虐待"研究生，反思的重点似乎落在号称"老板"的导师究竟拥有多大的威权，是否可以一手遮天。而"杨帆门"揭开了另一重面纱:杨帆声称自己"完全按照学校规章制度办事"，反对者却认为他违反了某种校园的"潜规则"。如是，"我们应该怎样做老师"和"我们应该怎样做学生"成为这个社会必须重新思考的命题。
"天地君亲师"是传统中国的价值主体。而今"天地"早已崩塌，"君"的缺失有目共睹，"亲"虽也问题丛生，尚可勉强维持其普世性。"师"呢?在工具理性浪潮席卷之下，教师是否只是出售知识的小贩?课堂的仪式感是否还应维持?一名教师，如何在教育部、学校日益繁琐的规训与评估之下，在学生不断的抗议、怠慢和蔑视之中，维持执教者的尊严?又如何在公众心目中教师公信力飞速下滑的今日，保护执教者的荣光?
在这些事件面前，旁观者的伦理视点始终游移不定，无论是站在学校、教师，或学生立场，都能倒泻一大堆苦水，翻揭一大本难念的经。这个世界的伦理秩序已陷入混乱，单凭道德义愤，根本无力前行。大多数人都是在应付敷衍之中，捱过本该弦歌不辍的校园生涯。南墙推倒可以重建，校名改变可以恢复，唯有"学园感"的丧失，才是大学精神无可挽回的沉沦。如果教室变成拍卖场，研究所变成黑砖窑，我们又有何理由苦苦维持风雨飘摇的高等—精英教育?茅于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提高大学学费"之议，岂不变成引导劣质消费的忽悠民众?茅教授不必委屈，公众对提高大学学费论调的不满，未必是不能理解富与穷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只是不愿再向这已是千疮百孔的高等教育纳贡。
陈可辛与冯小刚双双夺得了"两亿票房"的冠冕，<集结号>还得到了<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的青睐。国产大片扬眉吐气?<投名状>、<集结号>，加上之前的<色，戒>，几部大片的叙事都有着道德模糊与伦理游移的症候，没有人是让观众全面认同的"好人"，但也没有人是无可置辩的"坏人"，每个人在历史场境内部，都貌似有着自己充分的行为理由，但都游走于"善与非善"的伦理体系边缘。已有多名影评人指出，这种模糊的道德评判不符合好莱坞行之有效的大片守则，无法让观众投入鲜明的爱憎，反而更像是艺术片对人物善恶不确定的探索。
但有意思的是，大批观众恰恰认同于这种道德模糊与伦理游移，正如一位中年女性在网上的留言:"颓废奢华和纠缠的情感以及模糊的道德界限，是<色，戒>这个影片触动我的地方。"这种认同导致了三部大片票房与口碑都大红大紫。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的伦理法则变迁有深入的认知，简单地赞成或指责，都无助于问题的讨论。
在一名大学女生在芜湖火车站被挤落站台轧死，以及100多名大学生在长沙火车站持票被赶下火车之后，春运体制提前启动。可是，冰雪与严寒仍然将许多人无情地阻滞在出发地与路上。我们不能质疑天灾，但我们可以质疑:如此定点定时的民众大流动，是否真是无可避免?
我自己从前也写过"春节回家是刚性需求"一类的话，来驳斥经济学家"提高火车票价，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观点。现在看起来，这倒有一点像房价涨跌的争论。房子是刚性需求，更多的是源于民众对住房保障体系缺乏信心，宁愿当房奴自我奋斗。回家过年呢?我一向反对"传统文化至上论"，传统中国哪有这许多人背井离乡?大家一面慨叹年味儿越来越薄，一面却不惜以如此高昂的成本与风险，去换取那一丁点儿稀薄的年味，这难道不是一种吊诡?合家团聚的亲情需求有没有可能通过制度安排得到分流?今年的购票经历表明，许多人为了逃避严酷的春运，自发地将回家时间提前，以致节前一个月已经开始了抢票风潮，这会不会造成春运期的又一次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