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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来不及做好准备应对传媒造势，蒙曼就站在了“明星”的光环里。接受采访时，她不停向记者诉苦：签售《蒙曼说唐·武则天》时，一位小读者问她要手机号，结果一日好几通电话，“有点招架不了了”，又不能像对待大人那样跟一个小孩讲道理，“害怕伤害了她”。与此同时，她还忙着邀约朋友第二天一同滑雪。眼前的她，和电视上那个灰色西服、雄论滔滔的“大女人”反差过于强烈。
“她喜欢小动物，有次她忘了带饭卡，来跟我借，借去之后是买饭给在校园里遇到的流浪猫吃。”这是学生口中的蒙曼。
跟记者初碰面，蒙曼率先抢去话头，像个小女人似的评论记者长相，旋即又带着去她的单身宿舍，边走边聊，她属于典型的没心没肺“自来熟”。偶尔，有路过的学生叫她“曼曼老师”，而“曼曼老师”一说话就下意识地扶一下镜架，动作更像一个大学女生。上《百家讲坛》，蒙曼有了粉丝——“鳗鱼”，但上了年纪的“鳗鱼”，都称她“蒙曼小教授”。
裹着深色羽绒服的“小教授”语速飞快，走路也快。在位于花坛边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蒙曼说她喜欢那些“脸上带着不可遏止的生机”的女子，像《安娜·卡列尼娜》中从站台走来的“安娜”，像林黛玉，“武则天也是这样的人，她最迷人之处是她有股向上的活力”。
在6年前学校分配的8平方米小屋里，高高的书架上的“大书”几乎全是有关隋唐历史的书籍。两年前，蒙曼“荣幸地当上房奴”，在“很远的通州”买了房子，挤地铁出门上班，业余生活无非上网、读书，上网让她“学了不少‘网话体’”。讲课时，她不自觉地使用“网话体”，即便说到某位历史人物，也会用“帅呆了”这样的字眼，如此“以熟带生”、“循序渐进”的方式，正好与《百家讲坛》面向大众、普及文化的要求相符。于是顺理成章地，她被学长孟宪实推荐到《百家讲坛》讲“武则天”。
走进《百家讲坛》之前，蒙曼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电视，易中天、于丹火起来的时候，大学校园里的老师们只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现象”。走上电视的“小教授”蒙曼，于是以她自己也不曾预料的速度，成了又一个一夜成名的“标本”。但随着话题在书本间展开，蒙曼年轻脸庞背后的学术资本慢慢显现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易中天评价你是“为讲台而生的人”。上《百家讲坛》讲，你是“明星”，跟学生讲，你是老师，心态和风格上是否要做出调整？
蒙曼：易中天老师说我是“为讲台而生的人”，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为此付出的努力。刚教书的时候，第二天要讲的课，我头天把教案生生背熟了才敢上讲台。就在这间屋子里，我会出声地背诵很多遍。为了让学生对我的课感兴趣，我给他们讲笑话，那些笑话看上去是不经意说的，其实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百家讲坛》讲和在学校讲都存在一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材料、调整讲述方法。选择材料很重要，哪些会是他们感兴趣的？哪些是必须要讲的？方法也很重要，讲课是一门结构性很强的艺术，我不赞成天马行空的教学。在《百家讲坛》讲和在大学课堂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吸引大家的兴趣。课堂上发现自己讲的东西学生不感兴趣，会很沮丧，而电视观众手里拿着遥控器，他们五秒之内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换台。
《第一财经日报》：你最常用的吸引大家的方法是什么？
蒙曼：悬疑。
《第一财经日报》：研究“隋唐史”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蒙曼：我好像一直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小时候家里藏书有几类，一类是历史书，如《史记》，还有书法和烹调的书，因为我父亲喜欢书法和烹调。12岁时我开始偷着读《红楼梦》，刚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读《资治通鉴》。因为历史学在当时是很冷门的学科，老师知道我主动读《资治通鉴》，很感动，很高兴。后来我发现《资治通鉴》写得最好的就是隋唐这一段，慢慢地开始对隋唐历史感兴趣。
《第一财经日报》：研究历史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入”，比如研究“唐史”的人都觉得唐代好，研究“明史”的人觉得明代好。研究武则天呢？会不会也有生命信息的投射？你怎么评价她？
蒙曼：就像教徒很难做宗教学研究一样，研究历史同样有类似的“障碍”，投入感情会妨碍你作出客观判断。克服“障碍”的唯一办法是掌握史料，立论必须忠于历史。我不认同那种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限拔高的做法。
宋庆龄对武则天的评价已经很到位了：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她身上有一股“郁勃”的劲头、向上的力量。我不认为她仅仅是忍耐和强势，她最大的魅力在创造力，她所达到的高度光靠时间办不成，中间有很多障碍，必须是有开放的心胸、有头脑的人才能推翻这种种障碍。她一直在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失败了。她是个内心极度焦虑的人，终身迷恋“文字游戏”、反复改年号，都是焦虑的表现。我看见了武则天焦虑的内心。今天的女性仍然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虽然那道实实在在的“墙”推翻了，但“玻璃的墙”仍然存在。
苏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