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晨
腐败是这些年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亮点”，打开报纸常能见到这方面的新闻。有些内容看得人惊心动魄，但看得多了就感到再怎样花样翻新其招数也就那几种。针对这些招数出台的一些规章制度确实算得上到位，无法到位的则是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
历史地看，腐败绝非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腐败几乎是一种传统，而所有的传统其实都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折射。
皇朝社会的政权组成固然复杂，可总起来看每个大小朝廷都聚集了当时大批的“文化精英”，这批“精英”最爱干的一件事不能说就是腐败，但对于权则显示了几近疯狂的向往。为了权“精英们”会把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导致腐败也带上了几分文化底蕴。而最能显示腐败文化底蕴的则是贪官几乎都有高智商或高学历。过去如此，现在依然。
高智商或高学历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可腐败并为腐败寻找理由的往往是这些人。南北朝时的东魏高欢，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无问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皆不任用（见《资治通鉴》）。说他是位难得的高智商人才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可这样一位极有能力的高智商者，却对进言惩贪的杜弼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这种为立国而搞腐败的理由不可说不充分，只是无法想像以腐立国，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在一次出征前，当杜弼再次提出惩办掠夺百姓者时，高欢让士兵张弓注矢、举刀、按槊，夹道罗列，命杜弼从其中走过。杜某人为此吓得浑身冒汗。高欢借此再次阐述了腐败的重要性：“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亡魄失胆。军中有功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这种价值观从来不乏推崇、模仿、传播者，“纵兵大掠”在历史上多有出现，而东晋权臣桓温总结的“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更不知影响了多少官场中人。
秦桧作为腐败的南宋掌权人，在葬送南宋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附己者立与擢用，柔佞易制者遽跻政地。这样的事在今天绝对不陌生，这是腐败者千古不易的用人原则。秦桧在贬胡铨、杀岳飞之余，并没忘记文化的作用，硬是让自己的儿子来书写这段历史。就是再蠢的人也能想像出这样的书写会怎样掩盖或美化腐败。如果历史都按这个模式来写，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本有的一点良知也会被彻底扼杀。好在历史不是权势者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这才使后人看清腐败的行为主体——清一色手握实权的官员，他们不仅生活水准总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上，而且文化水准也总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由此可知文化本身并不能反腐，否则也不会有什么“学术腐败”。相反文化却能使腐败蒙上千奇百怪的色彩，像刘邦、萧何那样搞“你腐败，我放心”，是最典型也最为诡异的一种。这样的事在后来多有发生，有所不同的只是背景与程度。
南宋最后一个巨腐贾似道在得意时，更能让人看清文化和腐败有时自有一种亲和力。那时众多的文化人填词赋诗，一切可用的赞美均不惜奉献给这位巨腐。如果看不到他们对这种腐败的向往和为腐败所注入的文化底蕴，那总免不了会就事论事，至多嘲笑他们几句趋炎附势，而忽略了腐败是怎样从臭变香并蒙上了文化色彩的。
时下高智商、高学历的贪官在这种文化底蕴的影响下，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操练着。看不到腐败所具有的文化底蕴，不仅很难解释一些腐败现象，而且可能误将高智商、高学历的贪官视为高素质人才，为其所卖之时还可能帮其数钱。有这样的文化底蕴垫底，揪出一两个腐败分子不难，可根除腐败则非易事，这也证明了反腐败必然是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