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克亮徐伟
一
对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提起广西，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那部诞生于1960年代而蜚声海内外的电影《刘三姐》。在这部由歌剧改编的电影中，神奇而又多彩的广西留给人们的印象无疑是——重山含烟、青树吐翠，水色天光、渔歌唱晚，壮族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那纯美的歌声永远回荡于山水之间，沁人心脾……
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又在《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上演，在如诗如画的山水中，一个跨越时空的刘三姐故事正在以洋溢着现代气息的视听效果传诵，并震撼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肤色的人们——
夜幕降临，音乐声缓缓而起，远处的群山渐次凸显。山峰隐现、水流倒影、江上渔火点点闪烁，一派闲适恬淡的景象。随之，全场一片黑暗，渐闻男女对歌声由远及近，黑暗中有渔船影影绰绰。忽江面大亮，残阳如血，无数渔船往来穿梭，江岸亦浴于夕阳的金光之下，光影中有暮归的牛群。一时青山赤水交相辉映，歌声此起彼伏，瑰奇壮丽，蔚为大观……
这是这出集“名山名水名剧名导”于一体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中取名“红色激情”的一个精彩场景。无怪乎有联合国的一位高官在看了演出后曾激动地说：“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乘飞机过来，专门看一场这样的演出后再乘机回去，都是值得的。”
窥一斑可知全豹。广西打造文化精品出手的确颇为不凡，而且是多点开花。除《印象·刘三姐》之外，还有桂林愚自乐园、乐满地主题乐园等一批文化产业项目，和南宁市的《妈勒访天边》、柳州市的民族大型音画《八桂大歌》、桂林市的《大儒还乡》等一批获得国家级大奖的舞台艺术精品。
广西近年来勃兴的文化艺术产业得天独厚地获益于广西历史悠久、异彩纷呈而又风格独具的丰沛的多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这些文化产业项目不仅拓展了其原有民族文化内涵、发展和提升了其原有民族文化的品味和风韵，而且，许多被当地人称为“农村文化致富工程”的文化产业项目给祖祖辈辈生活在群山深处的原生态民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在不改变其原有生活方式等民俗文化的同时，提升了其生活品质，使他们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而分享到时代进步和人类现代化的共同成果。广西还就此“文化致富工程”创造出了阳朔模式（文化项目带动型）、靖西模式（民族生态文化型）、横县模式（文化知识致富型）、恭城模式（休闲文化旅游型）、北流模式（农业生态文化型）等五种模式。这些因地制宜、风采各异的模式在惠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同时，无疑也强力推进了“和谐农村”的构建。
二
广西的文化建设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颇受瞩目，与广西人勤于和善于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密不可分。可能为许多人所不太了解的是，广西虽处古百越之地，然其人文历史源远流长，且底蕴深厚。经中国考古工作者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在四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柳江人”和“麒麟山人”在此劳作生息。随着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发掘的新发现，基本上弥补了人类演变文化时期上的空缺，形成了一个完整、明晰的史前文化链。以广西为重要代表的岭南史前文化，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境内居住着汉族和总数约1800万的壮、瑶、苗、侗、水、仫佬、仡佬、彝、毛南、京、回等11个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形成了广西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广西先民在左江沿岸创作的崖壁画，汉代前创造的大铜鼓以及古朴典雅、可避湿热、防蛇兽侵害的干栏建筑等，成为广西当时的文化代表；明代的真武阁及三江侗族程阳风雨桥均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广西素有“歌海”之称，主要有壮族的三月三歌墟、瑶族的达努节、苗族的踩花山和芦笙节、仫佬族的走坡节、侗族的花炮节以及别具风味的打油茶等，其中农历三月三的壮族传统歌节，最为隆重。1985年，自治区政府把“三月三”歌节定为文化艺术节，后演化为广西国际民歌节，1999年改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11月在南宁市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以“文化城”桂林为中心，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广西蓬勃开展，影响全国。在当时的民国广西省政府顾问马君武博士和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主持下，以改良桂剧为先锋，有力推动了广西文化艺术发展。
广西绝大多数人和地区（包括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讲汉语方言，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话、平话、湘语、闽语等6种，为我国汉语方言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少数民族中以讲壮语居多。地方曲艺主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粤剧、邕剧、广西鱼鼓、铜鼓音乐等。
三
笔者在广西采访当地文化官员时，曾一再询及，在一步步走向开放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保持原生态民族地域文化的特质。仅从文化意义而言，文化产业在本质上已经是深深打上现代人烙印的现代文化，相对于纯正的原生态文化，它可能只是一种“赝品”。广西则以其具有启发意义的可喜探索——建立10个原生态民族博物馆——拓展了人们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将自然生态资源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结合起来一同保护的新型博物馆，是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及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于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逐渐兴起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此后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重要的博物馆建设模式。
国际博物馆协会给生态博物馆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与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代表的某个区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
我国著名的博物馆理论专家、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第一个引进生态博物馆理论并在贵州进行实践的苏东海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及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使之和谐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
生态博物馆实验者们均以这样的一个基本观点指导自己的实践，即文化遗产应动态地原状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中。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冻结在特定的时空里。生态博物馆则是将一个特定社区里所拥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及保存在该社区内，将其保留在原生地和原生环境中，社区的自然风貌、建筑物、生产生活用品、风俗习惯等物质（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的所有文化因素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均在保护之列——生态博物馆保护的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文化整体。在全方位的保护与重视每一个传统文化因素的过程中，生态博物馆显示了其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意识，从而使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得以抢救和保护的独特作用，并使之成为该社区人民追溯历史、掌握和创造未来的精神源泉和物质力量。因此，生态博物馆明显地具备了除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之外的社会功能，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激励着人们继往开来。
广西是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交通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本来在客观上为民族文化资源保存提供有利条件的相对封闭环境正在改变——随着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的加速，昔日相对与世隔绝的民族地区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外来文化冲击，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在激烈地进行。一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包括有形及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有建筑、服饰、民族民间语言和艺术、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民族民间风俗礼仪、节庆等）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而一些国外机构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采集、收购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造成了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广西的民族文化已到了生存与发展、传承与消亡的最紧要关头。
对蕴藏并根植于广大农村、民族山寨的传统文化应如何保护，国外和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经验：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这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西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与时间赛跑时的理想选择。
四
笔者在采访时还曾向许多广西人士问及广西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互动关系中，文化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反作用。关于广西地域文化和壮族民族文化性格的特质，多数受访者称是“包容”、“热情”、“团结”。如果此说成立的话，“泰山不辞细土，故能成其大”，崇尚“包容”的广西人应该可以会融作育出一派开放鼎新的大气象，成就一个繁荣进步的大格局。
事实上，厚重绵邈的人文底蕴和旖旎多姿的自然山水在漫漫历史上已然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壮乡儿女，如黄少卿、侬智高、瓦氏夫人、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陆荣廷、郑献甫、卢焘、韦拔群、韦国清、黄现璠、覃应机、黄荣等等。从广西还走出了石涛、马君武、王力等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和刘永福、冯子材、岑春煊、陈济棠、李济深、黄绍竑、黄旭初、俞作柏、李明瑞诸名流一起，构成了广西人文历史上的灿烂星河。在此尤值一提的是“明末长城”袁崇焕和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这一武一文堪称广西的“双子星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所共同持守的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浩浩然正大纯良之气，最值得广西人引以为豪，也值得所有的中国人弘扬。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尝言：“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今人阎崇年先生在其大著《袁崇焕传》中亦云：“袁崇焕的德言与功业、勤政与清廉、无私与无畏、冤死与风骨，动天地、泣鬼神、撼人心、贯古今。袁崇焕之死，不仅是袁督师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大明皇朝的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幕悲剧。袁崇焕以陨星的悲鸣与光亮，划破君主专制沉寂与黑暗的天庭，换来千万人的智慧与觉醒！”
袁崇焕忠贞御侮的凛然正气不能不说对其身后三百余年的桂系军人产生影响。1937年，当外敌的铁骑悍然蹂躏我们的家园时，曾经为争夺地盘和私利而恶斗不止的军阀们终于团结于抗日救亡的大纛之下，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抗争。由李宗仁、白崇禧等领导的桂系军人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战役中，血沃疆场，功昭日月。在桂林血战中，上至军长下到走卒，一万多人全部战死城头，以身殉国。桂军战歌云：“男儿胆大可包天，参加敢死队！沙场血战拼头颅，视死也如归！宁玉碎，勿瓦全！革命将士大无畏！歼灭敌寇，建立勋功，看我们无敌的钢军敢死队！” 怒吼着这样荡气回肠的战歌，八年间，100余万铁血桂军，与日寇鏖战于江浙之滨、齐鲁大地、中原沃土；八年间，45万八桂儿男的铮铮铁骨，长眠于中华青山绿水之中。日本人因此叫嚣“欲灭华夏，先平湖南。欲平支那、先灭广西”。美国将军史迪威慨叹：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让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广西人——“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的“士” ——梁漱溟。梁漱溟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两句话：民国时期的“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文革时期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两句话，成了梁一生的标签。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分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
梁漱溟的“风骨”与同样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曾长期寓居岭南的陈寅恪先生何其相似乃尔，他们的这种“浩然正气”必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民族文化也罢，地域文化也罢，如果说有某种共通性和相似性的话，必然是通过一个个个体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行为显现出来、汇聚而成；而每个个体的文化行为，也必影响和构成民族地域文化的成色。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的“理性”和从终极意义上“趋利避害”的本性应当可以使人文进化避免“逆淘汰”的歧路，让如袁崇焕和梁漱溟者身上闪烁的纯良正大的文化之光烛照幽微，成为广西乃至中华文化之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