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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德国科隆南方的一个小镇向全世界传达一个重要的消息，20世纪最重要的先锋派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s Stockhausen）突发疾病在家中去世。79岁的施托克豪森被很多人誉为当代作曲界最响亮的名字；媒体津津乐道于他那些作品的惊人销量；从艺术音乐到流行音乐，几乎每个行当的艺术家都自称受到他的影响；疯狂的言论令他在“9·11”事件之后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媒体。如今，这一切都伴随着他的离去而逐渐平静。毫无疑问，施托克豪森的逝世标志着现代音乐的一个阶段宣告终结。
艰辛的早年
1928年8月，施托克豪森出生于科隆附近的小村庄——莫德拉特堡。父亲是个学校教师，母亲是个业余歌手。这一切似乎都是作曲家即将诞生的前兆。其实，早年的施托克豪森更倾向于文学。在他的记忆中，音乐几乎就是收音机里传出的慷慨激昂的进行曲和激进团体的行进歌，文学似乎能给他更美好的印象。当他6岁时，母亲因严重的神经衰弱入院治疗。1942年，依照纳粹的“减轻国家负担”政策，他的母亲被秘密处决了。3年后，施托克豪森的父亲在匈牙利的战斗中阵亡，从此开始他的孤儿生活。
施托克豪森有相当的音乐天赋，因此他能在困难时期找到颇多谋生的办法。他在酒吧和俱乐部弹钢琴，给马戏团的魔术师作现场伴奏，有时甚至还要干一些农活……通过这种方式，他倒是结识了一些科隆著名的音乐活动家。1951年从科隆音乐学院毕业后，他被老师推荐参加了著名的达姆施塔特夏季音乐讲习班。
达姆施塔特是位于法兰克福南面的一个小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对德国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一个有关现代音乐的夏季讲习班每年在此举行。讲习班的初期教员主要来自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梅西安与他的学生们在这里受到广泛的追捧。施托克豪森在达姆施塔特认识了梅西安，并且和布列兹、克赛纳基斯并列为这个讲习班最出名的学员。以捍卫12音与探索序列音乐为主要方向的达姆施塔特讲习班开启了施托克豪森作为作曲家的道路。
整体序列与电子音乐的先锋
伴随着在讲习班上的成功，施托克豪森立刻作为访问学者被请到巴黎工作和学习。在布列兹的帮助下，他开始与法国最初的一批电子音乐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在那个PC电脑还远没有诞生的年代里，通过对半导体元件以及简陋电子设备的运用，这些先驱开始了对电子音乐的探索。1952年的《具体练习曲》是他对具体音乐的第一次探索的成果。所谓具体音乐，就是将从现实生活中录制的声音加以组合拼贴形成的音乐。施托克豪森并没有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层面，而是通过继续为传统乐器创作来尝试新的音乐的可能性。
同一时期，他的一系列《钢琴作品》，将整体序列（就是将音乐的一切要素按照序列规则安排创作的作品）音乐推向顶峰。同时，他用一部为三个管弦乐队创作的大型作品《群》表明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态度。他并不只是微观地观察音乐，而是将音乐的组织看做庞大的集群。序列原则同样适用于对音响集群的安排。《群》这部作品由三支管弦乐队同时演奏，需要三个指挥分别指导每组乐队。观众被安排在三支管弦乐队的中间，声音集群就在观众的四周产生微妙的传递和交迭。这无疑是属于电子音乐创作的原则。必须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立体声还处于初级阶段，环绕技术以及5.1声道概念还远远没有诞生。施托克豪森的观念无疑是相当前卫的。
宇宙音乐和个人的崩溃
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施托克豪森达到他声名的顶峰。他被邀请到许多国家讲学和表演。对东方的访问无疑大大触动了他的神经。尽管早已从好友凯奇那里获得了有关东方宗教的常识，但亲身经历许多宗教仪式还是让他非常震动。
在日本，他为四个录音带创作了《电音》，回到科隆后又立刻推出了《颂歌》。这两部作品堪称他最后的纯电子音乐作品。《电音》是对世界各地采集而来的原生态音乐进行编排混录的产物，而《颂歌》则是各国国歌的电子音乐混录产品。这两部作品从技术上渐渐失去了前卫的意义，而更多地表明他在美学上的变化。施托克豪森开始跳出封闭的欧洲音乐圈子，希望成为环球大背景下的综合音乐家。
然而，施托克豪森的综合诉求显然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开始对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产生认同。1968年，著名的作品《自七日》完全体现了这种近乎疯狂的玄秘主义色彩。演奏家得到的不是乐谱，也不是电子乐器的操作说明书。每个人只得到一张写有部分咒语的纸。演奏家在冥想之后开始演奏自己的乐器，而施托克豪森坚称，这不是一种即兴演奏，而是演奏员在冥想中得到他的启示所奏出他预先设定好的音乐。在他看来，有一种宇宙的音乐存在于所有演奏家和听众至上，通过冥想，人们可以进入这个高尚音乐的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自己就是最大的启示者。
自1970年的双钢琴与电子合成器作品《咒语》（Mantra）开始，施托克豪森表面上放弃了冥想的做法，恢复到正常书写乐谱和演奏说明书的方式。但他开始对音乐所具有的宗教仪式般的效果痴迷不悔。音乐作品变得空前冗长，通过一点一点的累积和变换，让人的精神逐渐脱离尘世的束缚，开始进入迷幻的阶段。从此，他乐得被媒体称作“音乐巫师”，开始组织往往长达一整晚的音乐作品。《星空声响》需要许多组演奏员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演奏，《祈祷者》也需要十多个小时的演奏时间。
几乎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逐渐淡出主流的艺术音乐生活。施托克豪森回到自己在库腾的家，和自己的女性密友以及两任前妻留下的六个子女生活在一起。他的音乐生活也只是围绕这个科隆附近的小镇进行着。昔日叱咤风云的先锋音乐家逐渐变成一个隐居的心灵导师，沉醉于“宇宙音乐代言人”的虚幻梦境之中。
许多人认为施托克豪森已经疯了，其中不乏他的同行作曲家。作为一个身处全球化变革和精英主义败落年代的作曲家，依然在仿效瓦格纳那样构筑一个自己的世界，看来的确十分可笑。尤其是当“9·11”事件爆发以后，施托克豪森感叹道，自己穷尽才思，将一切邪恶体验交给笔下的人物路西佛，但相比那些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不及其万一。为此他激动地把“9·11”事件称作最伟大的艺术创造。对于这一言论，西方舆论给予了一致的抨击，最终他不得不出面道歉，收回自己的言论。
巫师与先知
就在他逝世之前，施托克豪森依然在写作新的作品。《声响》（Klang），一部设想为24小时演奏的作品尚未完成。作为巫师和先知的他突然离开人世，为20世纪先锋音乐画上一个终止符号。音乐学家伊万·休伊特在为英国《卫报》所写的悼文中说：“当整个现代社会背弃先锋派的时候，布列兹选择停止作曲，而以指挥的身份留在音乐生活的聚光灯下。施托克豪森则选择了退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这位大师的经历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施托克豪森并不仅仅是音乐界的巫师，更是一个不为人认同的先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尽管我们都把他当作20世纪的音乐先锋，其实他所预示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毕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