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上世纪80年代初，马世芳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他家的客厅里，他见到了日后大有名气的李宗盛、苏来等人，“李宗盛年轻时浑身上下有种自觉的喜感，随时随地引人发笑，他也因此而不着声色地得意。彼时苏来已经是所有男生当中最懂得穿戴的人，身上永远搭配时新的款式，我和弟弟甚至私下将当年最时尚的窄腿牛仔裤命名为‘苏来裤’。”

或许，那时的他并未明白，台湾流行乐的变革正在那里发生。在他母亲陶晓清，这位如今被称作“台湾民歌之母”的广播人的促动下，初生的台湾民歌运动逐渐星火燎原。

不久后，大陆飘过翻版的台湾民歌：张明敏唱着《龙的传人》走红，王洁实和谢莉斯的《小茉莉》让众多人印象深刻。许多人像高中生公路一样，在那段叛逆的日子里听歌写诗，接触最多的就是台湾民歌和台湾文学，“在你最容易形成自我的阶段，受到民歌的影响”，此后的岁月中变得“越来越不能割舍”。

30年后，记忆再度回访。继9月29日“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北京首唱会”后，12月15日，“校园歌曲30年经典演唱会”将在上海大舞台重现昨日。齐豫、潘越云、叶佳修、李建复等人将带着《橄榄树》、《野百合也有春天》、《龙的传人》等经典曲目，与大陆校园歌手老狼、叶蓓、新民乐表演团体TMSK乐团等同台演出。与此同时，公路、马世芳也相继推出专著《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和文集《地下乡愁蓝调》，或研究或回忆那段青涩岁月。

大约就在这个冬季，我们这一代曾经的未来的主人翁，借着民歌手的那把吉他，忆起“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滥觞：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

2006年9月，公路在北京见到了年过半百的杨弦。像她想象中一样，杨弦“不喧哗，眼神宁静”，“头发和年轻时一样乱”。他已在美国行医多年，很少登台演唱，台湾乐坛等他再度开唱，竟等了整整26年。

然而，正是这个性格温和的人，32年前以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用谱自诗人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中诗作的几首歌《乡愁四韵》、《民歌》、《江湖上》、《乡愁》等，拉开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变革。“这是已经被公认的一个开始，虽然在此前的1973年、1974年，胡德夫、杨弦、李双泽、吴楚楚等人已经决定要开始‘唱自己的歌’，但杨弦的成功让‘唱自己的歌’变成了受文化界支持、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一天，蔡琴就在台下听着。杨弦希望借歌谣的旋律表达“反映现代人思想的现代诗”的初衷，不仅让观众感到“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歌可以唱了”的畅快，也引起了蔡琴的共鸣。“我们当年对于民歌的痴情，比现在的追星族更死心塌地。”2002年的民歌纪念活动中，她如此表示。

那一天，陶晓清也听到了杨弦的歌唱。一年多后，她的节目《热门音乐》每个月专门辟出一小时，介绍“现代民歌”。观众可以自己录制卡带寄到电台发表，陶晓清的选择标准很宽：“只要歌词平实，不犯严重的错误，曲子旋律不错，不是抄袭的，有吉他伴奏，就可以了。”节目自1977年5月开播，6月变成每月两次，7月变成每月三次，8月变成每周一次，11月则增加为每周两次，观众对这些“清新的作品”的喜爱催生了许多新歌手、新歌曲。

“更多人知道台湾民歌，只是知道校园民歌那一部分，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公路说。除了杨弦开出的“现代民歌”传统之外，还有一支因政治因素而突然断裂、夭折的“淡江－《夏潮》”传统。作为其代表人物，李双泽早年因救人溺水身亡，只留下几首草草录成的歌和一些歌曲手稿，杨祖珺的唱片长期被禁，后因投入政治活动而放弃了歌唱；胡德夫则直到1997年，55岁的他才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30年后，饱含沧桑，胡德夫的声音一再让人动容。

发展：校园民谣花开一枝

“小时候懵懵懂懂，那些歌只能当背景音乐。多年后长大回头听，才悟出自己曾经见证过的场景有多么精彩。”1977年开始，随着“金韵奖”和“民谣风”系列活动的展开，校园歌曲继现代民歌后，唱遍岛内。齐豫、李宗盛、王海玲、李建复、叶佳修、李丽芬、蔡琴、苏来等人，他们凭借着自己本色天真的声音，开始走上歌坛。

“有一种反对民歌的声音，认为校园歌曲时期，它渐渐脱离了重大社会背景，回归学生内心的生活状态，于是变得风花雪月，没有立场。”但公路无法认同这种观点。她认为，音乐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让听者感动或喜欢，“校园歌曲所表达的生活状态也好、心情也好，都是能被我感受到的，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感受。我对这部分的歌曲很有认同感。”

2006年10月，她在北京与苏来聊天，聊到《月琴》和《散场电影》的词作者赖西安（作家李潼），差点落泪。“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赖西安的词，苏来的曲，郑怡的唱，也让多年后的马世芳在重新认识陈达的恒春民谣、梳理过七十年代的乡土文艺运动、理解了台湾近代的种种变迁之后，“回头再听，乃深深震慑于这几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如何用这么短的篇幅凝缩了这么多的故事，那用心是多么清澈纯良。”

“杨弦他们是从乡愁的感觉起步，但用‘乡愁’概括台湾民歌，不够，远远不够。”在公路看来，民歌的发展中有许多无法理清的复杂感受。而对当年听着民歌长大的年轻人，民歌还代表着那种单纯的状态，“单纯地去爱歌，去爱诗，如今无论想怎样保持那种单纯，都回不去”。

高潮：一代人的音乐记忆

就像死党间的一个暗号，情人间的一个眼神，在某个时段，某些人中，只要提起某个名字，便有着悠长悠长的默契与回应。在年华未老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很幸运地，曾共同拥有那些意味深长的名字。

“就像在很多人中，一提到‘马兆骏’这三个字就能代表他写的那些歌，他带给人们的感受。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魔力，你只要提他的名字就好了，不用再为这个名字做任何注解。”回想当年，公路感触良深。

因为与自己的童年有深切的牵缠，马世芳对台湾创作民歌“别有一番亲切的情意”。他眼中的民歌同摇滚一样，“共同拥有原创的精神，反映着时代的背景和世代的自觉。”

多年后搜集资料访谈歌手写作《遥远的乡愁》，公路感觉自己“已无法很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当时正处在认知自身的年龄段，这样的文字和音乐对我们成长的影响很大。”

而台湾民歌在艺术表达上达到的高度，也影响了后来的音乐人。罗大佑就曾说：“这是华人流行音乐的转折点，时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地点就在台湾，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在台北。”

在实验性团体“天水乐集”成立的短暂岁月中，蔡琴和李建复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千个春天》和《柴拉可汗》。2005年，马世芳参与这两张唱片CD版的复刻计划，“乃重新领会了他们当年在创作、编曲、录音、演唱各个环节曾经树立起多么惊人的高度。”他惊叹于《天水流长》在那么短的长度中显现的气吞山河的度量，《武松打虎》那种奇趣层出的编曲，“相信连周杰伦和王力宏都得叹服”。

“台湾民歌，对大陆影响最大的还是校园歌曲这块。80年代我们所了解的那些音乐人、歌手，如李宗盛、李寿全、童安格、周治平、蔡琴、齐豫等人，太多太多是从民歌的队伍中走出来的。”公路认为，台湾民歌对大陆乐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鼓励了创作，“你听到好东西，看到好东西，会让你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此外，音乐中那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可以将人完全带入另外一种情境，拓宽一个人的体验领域。“这很重要，而台湾音乐的确具有这样的能力，它是超越了地域、或者类型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