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访中国新商帮，不无惊讶地发现，普遍存在着对于“浙商”的“顶礼”、推崇与赞赏。
“浙商”的灿烂并无太多玄妙，先是他们的自发成长、突破压抑，而后才是政府的灵活介入、强势推介。
综览商业演进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
温州、台州、义乌，显例如此，经历复兴的振奋、唱衰的警醒之后，逐渐生成新型的商业思维与行动。
在学术界，浙商一直被标以“民商”的符号，与历史上称霸数百年的晋商和徽商相比，它缺乏“官商”的气质，也少有儒雅的韵味。
与晋商和徽商相比，用“民商”的概念来描述温州、台州、义乌、金华等地商人更为贴切。
正所谓“草根的力量无穷尽”，无论是义乌的“蚂蚁雄兵”，还是台州的“豆腐大军”，他们把草根式的“民本经济”发挥到极致，于是，快速崛起成为一种必然。
然而，通过20多年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和传统商业的过分依赖，以及土地、资源、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缺乏，已经使得这片热土显现出新的瓶颈与艰难。
往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蜕变。
温州与台州成长的艰辛与困顿
义乌的知名度飙升，依靠的是一个“小”字，吃穿住行所需的日用小商品，无所不包；温州、台州的崛起依靠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义乌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经商故事是“鸡毛换糖”。过去，义乌农民习惯利用冬闲季节外出“敲糖”，他们用糖块换鸡毛鸭毛，以物易物地进行着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博取微利。村头巷尾，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的“敲糖帮”是这片土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多年从事义乌商业研究的学者许庆军说：“义乌人特有的精明在于，他们能做到既让对方满意，又依靠每一次交换中那点儿微薄的利润获得收益，并最终成就了大商业。”义乌人对于交易本身的运用可以说炉火纯青，他们从不独享利润，而是把利润与别人共享，于是，聚集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
“义乌现在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运用新的技术和方式来扩大优势，二是如何才能让这一代义乌商人的事业得以延续。”许庆军告诉记者。
与义乌相比，温州、台州、金华等地情况要复杂许多。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发展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主要是善于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依靠传统产业，迅速崛起，同时具有“观念先行”的优势。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州产业日趋“老化”，瓶颈突显，甚至有人惊呼：温州落伍了！
这种感觉让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坐立不安，他的生意也从一开始经营电器转行到做眼镜，后又选择了打火机。黄发静回想，那个时候，温州很多的生意都被做烂了，一哄而上，做到了没有利润可言，“我们必须不停地变，甚至彻底放弃一个熟悉的行业。”
“产业升级的难题之外，温州还面临缺乏发展后劲的压力。土地、人才、基础建设的滞后成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瓶颈。”黄发静如是说。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对本报记者说，“温台（温州台州）模式”的症结在于经济的封闭性，产业结构依然是以劳动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为主，通过多年的改造和发展，这一现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义乌与温州向外谋求的蜕变路径
浙商谋求蜕变的行动早已开始。
义乌的定位非常明显，那就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小商品交易中心，同时，也逐步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投资实业。
浪莎袜业的创始人翁氏三兄弟——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的生意最初也是从“沿街叫卖”开始，通过贩卖袜子、衣服获利。
1995年10月，义乌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诞生。“我们当时自己生产袜子完全是出于市场大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对了。我们的实业产品借助义乌的商业贸易平台，市场能够迅速打开。”浪莎控股集团总裁翁荣弟说。
史晋川教授认为，义乌的发展，除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外，最为主要的还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市场升级。“也就是说，义乌应该在商品交易上大力引进现代化的方式，比如电子商务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得义乌的聚集和辐射效应更为明显。”
史晋川教授同时指出，相比之下，义乌在心态上比温州等地要开放得多，所以，义乌能够最终形成集聚效应，如果义乌能够在交易规则、法律法规的完善上走在前列，未来的发展将相当可观。
吴晓波也认为，义乌的发展比温州等地更有未来。“温州曾经辉煌的十大专业市场基本上都死掉了。义乌一旦形成了市场与实业的良性互动，其爆发力将非常大。”
不过，吴晓波也指出，温州商人并没有因为所谓的瓶颈而停滞不前，他们同样在选择并实践蜕变的路径。“温州商人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携带资本走出去，炒房、炒煤、炒油……另一拨人则逐步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做强做大，如南存辉、王振滔等。”
与高调的温州人相比，台州人历来被认为是低调行事，所以产生了相当一批隐形富豪，而这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品牌建设不利。
不过，在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纪元看来，那是因为“台州人相对内敛，自认为还没有到高调的时候，如果台州人认为时机到了，同样也会高调起来”。
眼下，这位台州的企业家也正在谋划新战略，一方面将产品的市场从海外为主调整为内外并重，另一方面也开始苦心孤诣做响品牌。
作为金华企业家代表的超人集团董事长应正选择了另一条路径，他近日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为超人集团的电器产品寻找海外市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做中国的飞利浦，还要在全球范围内与飞利浦进行竞争。”
政府的“有为”与“无为”浙商成长的推手
20多年来，浙商在没有模式的前提下以切身实践创生了新模式：不出头，不冒风险，只做不说，不声张，不争论，静悄悄地进行着制度改革和创新，获得经济的巨大发展。而这一切，也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无论宁波、温州还是台州，浙商的孕育与蓬勃，离不开政府的导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坦称：“当前的产业竞争表面来看，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但背后却是一个地方的政策优势、配套环境、人才信息等多种要素的竞争，是速度的竞争，产业链集聚块状的竞争。哪个地方适合于企业，哪个地方就会使企业加速发展。正是因为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浙商才有了快速发展的后劲和动力。”
如吴晓波所言，杭州、宁波、义乌、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商人，他们虽然对“浙商”的群体称谓极为认同，但是他们普遍没有强烈的地域观念。所以，这些企业家很少真正去考虑所谓产业升级的问题，这样的焦虑留给了当地政府，政府必须去引导解决。
史晋川教授认为，要解决温州的问题，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破封闭，让资本走进来，从而带动和提升产业结构。
为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对开放性经济的“断腿”动了大手术，相继提出“一号工程”、“12345工程”，进行招商引资，号召民企做强做大。此间民企与跨国巨头合资、合作频繁。正泰联姻GE、德力西牵手施耐德、可口可乐开发区设厂等，效果比较明显。
不过，史晋川教授告诉本报记者，温州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一种情况是外商不愿意来，温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交通不便，环境不好，城市功能不完备；另一种情况就是即使招来了商，很多企业依然从事的是传统产业，违背招商引资的初衷。
温州市政府显然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在温州看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四处开花，从温州市中心向四周扩散，改造的力度很大。
同时，一条连接宁波、台州、温州的甬台温铁路也正在建设当中。届时，甬台温都市圈将初步成型，加上杭州湾大桥的开通，将大大缩短与上海的距离，更加紧密地对接国际大都市。
“招商引资是一道可以检验温州‘短腿’的考题，温州必须迎难而上，才能最终提升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企业家要做到的就是抓住机遇，做强做大。”史晋川教授说。
学界普遍认为，温台模式的推手是“无为政府”，而宁波模式、义乌模式是“有为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环境下，温州台州的“无为而治”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这方面，义乌的做法又走到了温州的前面。
在政府的引导下，义乌没有孤立地搞专业市场建设，而是提出“兴商建市”的战略，充分发挥商贸资本雄厚、市场信息灵敏、经商人才众多等优势，积极实施“引商转工”、“贸工联动”策略，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
许庆军告诉记者，目前义乌市场由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三个市场族群组成，而所有这些大市场的背后其实都有政府的“无形”推手在发挥作用，包括对小商品城（600415）的包装上市。不过，政府扶持上市公司，给予垄断性资源的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不满与非议。
“义乌市场保持长期繁荣的经验是由政府掌控市场客户资源，但政府也要兼顾公平，这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许庆军说。
特别鸣谢：温州凯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经营报记者：肖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