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陈永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确定由曾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担任总裁一职，以接替将要离职的西班牙人拉托。尽管俄罗斯提名了捷克前财长及央行行长托索夫斯基参与竞争，结果却毫无悬念，早在7月欧盟提名卡恩参选时便已尘埃落定。二战以降，欧美双方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指派”，而IMF总裁则归欧洲“钦点”，双方在投票时都会支持对方提名的人选。自1945年正式成立以来，十任IMF总裁全是欧洲人。应该承认，以资历和学识论，卡恩的确是恰当的人选，但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与讲求透明度的现代社会明显格格不入。俄罗斯的介入，无论是何意图，也的确能反映欧美以外其它国家对此的长期不满。
对于走马上任的卡恩而言，IMF总裁在产生方式上的争议，恰恰反映了该组织在决策运作上的长期问题——投票权分配的不合理。IMF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加入时认缴的份额，与一些按“一国一票”原则运作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不同，它实行的是加权投票制度，即一国的份额(理论上由其经济规模决定)越大，投票权便越多。现时美国占了16.83%的投票权，欧盟27国共有32.09%，日本占6.02%，中国为3.66%，俄国是2.70%。因此，只要美欧日联手，任何提案都必定可以过半数。同时，IMF在重大决策上必须有85%的赞成才能通过，拥有16.83%的美国等于实质上控制了否决权。
这种安排明显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但只要由经济规模决定份额的原则得到落实，按“股份”瓜分投票权的原则倒也无可厚非。例如，中国的投票权就应该随着经济规模的上升而增加。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近年已跃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GDP排在中国之后的法国和英国却拥有比中国为多的投票权(均为4.86%)，甚至连荷比卢三个低地国家加起来的投票权(4.57%)也高于中国。去年9月，IMF在新加坡举行会议，拉托承诺会改革投票权的分配。会议最终决定上调中国(未调整前为2.98%)、墨西哥、土耳其及韩国的份额，并计划今明两年再作进一步的调整。但有关改革使一批欧洲国家在IMF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估计难以按照原计划推行。
事实上，IMF改革停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皆因其重要性早已今不如昔。世界银行去年的《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指出，IMF的贷款总额已经从2002年的约300亿美元跌至2005年的40亿美元，同期信贷余额也从710亿SDR(“特别提款权”，用于国际支付的记账单位)降至去年3月的235亿SDR。IMF贷款总额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它已无法扮演“世界债主”的角色，失去了影响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能力。
发达国家中明确支持改革的主要是美国，经济规模接近全球30%使美国不用担心自己的份额。美国没有无条件支持中国份额的上升，IMF一直敦促中国调整人民币币值，多少反映了美国的真正意图。尽管如此，份额上升仍有现实意义：IMF成员的最大借款额为其份额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的贷款额度及分得的SDR的数量都将提高。此外，这也有利于中国协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申请IMF贷款时争取有利的条款。
因此，卡恩上任之后，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作为欧洲人，如何在IMF中推动这场将削弱欧洲影响力的改革，还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个公道。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大部分已不再需要如以往般“乞求”IMF的援助。如何使IMF不被边缘化，是卡恩面对的最艰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