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前市长林国强
林国强，男，汉族，1948年10月生，山东烟台人，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广西大学机械工程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5年8月—2007年5月，曾历任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南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中国经济时报赴南宁采访组
今年4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十一五’蓝图中国行”赴南宁采访组，对几天前刚卸掉南宁市领导职务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国强进行了专访。
“厚积薄发、以人为本”
是南宁的基本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南宁市工作了十多年，这十几年是南宁历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南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作为这一时期南宁发展的决策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您认为南宁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林国强：南宁这些年来的发展，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两条恐怕还是厚积薄发、以人为本。
所谓“厚积薄发”，就是确定一个目标之后就一步一步地打基础，通过朝着这些目标的奋斗来夯实我们的物质基础和人文基础。我1995年到南宁工作，当时的李兆焯书记、宋福民市长提出南宁要创“三城”（卫生城、文明城、双拥模范城），以“创城”为载体来带动各项工作，包括城市的规划、设计、管理，也包括生产、生活等各方面。要建设好这“三城”，实际上也就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从那时开始南宁就在打基础。以后南宁又“创”了很多“城”，包括环保城、人居城、科技城等等，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回过头去看，每年都在把一块一块的基石往上垒，最终把经济发展带动起来，也把教化带动起来。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但厚积薄发、持续努力、“打基础、起高楼”的思想一直没有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事都是以人为本的。无论是创建文明城、卫生城、双拥模范城，都是为了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这就是以人为本。搞建设和为老百姓谋福利其实不矛盾，两者是相统一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很多事才会干得长久，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改革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勇于突破、大胆改革是南宁这些年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也是南宁能够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你们的很多改革都比较超前，走在其他城市包括一些发达地区的前面。
林国强：在改革方面，南宁的确做了很多大胆推进，但这又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有些东西要让它自然发展变化，如果大喊大叫反而会适得其反；润物无声地处理，就能很自然地过渡。要遵循它的发展规律，不能够“催产”，不能够“剖腹产”，而应该是浑然天成，让它“顺产”。所以，我们的很多改革并没有很大手大脚，而是顺应形势，就像钓鱼一样，钓到鱼了，鱼拉着线跑，你就放线，鱼游过来呢，你就收线，几个来回之后才能钓上鱼来。
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禁摩”，“禁摩”关系到很多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在“禁摩”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宣传摩托车多了对一个城市的危害——对人们出行安全的危害，对环保的危害，对交通管理的危害，做了很多铺垫。实际上在政府内部，我们已经做了几年的准备。一旦实行，就很顺利地推开了，很快大家就接受了。
再比如，我们搞行政事业单位津贴统一发放的改革，解决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和不同单位“苦乐不均”的问题。这项改革的推进花了几年时间，每逢大会小会，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讲一讲，宣传这个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始终没有动作，直到大家慢慢适应了，我们一下子把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收了，统一交给威宁公司管理，统一发放补贴。这个方案推出来后，大家感到很自然。
中国经济时报：南宁的这项改革在全国影响很大。
林国强：对，国务院有关部门专为此事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南宁模式”研讨会。今年我从文件中看到，国务院也在对各个部委的资产状况进行调查，这可能是改革的第一步。其实，共和国建立58年来，我们还带有很多类似根据地管理的模式，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自己找饭吃，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大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厅那个局掌握多少大楼、多少资产，各搞各的。这是非常落后的管理思想。什么叫“自收自支”？都是国家的单位，有些富得流油，有些穷得要死，这不公平。但是要打破这个思想，用大宣传的方式是不行的，得慢慢地让大家接受。
所以，有些东西要大胆改革，但是要润物无声，要讲技巧策略。如果急功近利，什么事情还没干就大敲大擂一番，是不行的。改革要干了再说，要设计好再干，要适度地宣传，加紧实干。
另外，改革对领导人是个考验，一定要把握得准，一定要确认它是对的，然后坚定不移地去推进。还要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
既要看到战略远景，
也要脚踏实地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一个城市的市长某种程度上就像工程师一样，对一个项目课题攻关，强调设计，按步骤来走。
林国强：管理城市是政治家的事，属于政治范畴，但是又不能只当政治家，管理城市还是要靠实干家。管理城市确实应该用工程师的态度，干是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塌塌实实地干，否则机会来了就抓不到。
南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抓住了“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机会。在此之际，南宁想搞会展经济，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就起步建了会展中心，但并不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信息。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快要建成的时候，我还到北京去找过某外交部领导，希望他给我们指点一下，看看能否把一些与东南亚有关的会议放到南宁来开。才隔了几个月，就冒出一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南宁就去积极争取，当时兄弟省也在争取，他们说南宁有个弱势，就是连个会展中心都没有，哪知道我们的会展中心差两个月就建成了。后来再通过其他各种努力，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在了南宁。这个机会我们把握住了。如果没有提前做的很多基础工作，特别是会展中心没有建起来，这个机会就争不到。
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已举办了三届，东南亚国家的代表来到南宁之后，感觉这个城市不错。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在打基础方面做了些工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刚提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年南宁抓住的最大机遇，通过这个博览会，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节点。另外我们也知道，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话题不断升温，今年“两会”期间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宁如何把握机遇，如何确立自己的战略地位，谋求更大的发展？
林国强：南宁面临的机遇的确很大，但这个问题需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是我们的一种希望和理想，是一个努力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冷静地看待。现在，南宁乃至整个广西的经济实力还不强，而所谓的“泛”，是要惊涛拍岸，把水波从海的一边荡到另一边去，没有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战略远景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也要认清当前的实际，关键还是要干好自己的事，脚踏实地地打基础，积蓄力量。
沿着中国的沿海看一看，我们这一块是实力最弱的地区之一，如何把它打造成热点，如何在招商引资上特别是重点产业上取得突破，是广西的当务之急。在这一块当中，最有条件最有可能干好的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其中南宁是一个核心的重点城市，南宁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功到自然成。
中国经济时报：在南宁采访有一点感受很深，就是南宁一方面发展很快，另一方面社会的和谐保持得很好，走在大街上感觉是个很祥和的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应该怎么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怎么让市民真正能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林国强：一个城市的决策，从大的方面看很简单，也就是说“骨架”简单，关键是“肉”怎么长出来。这就比较难了，需要做实事。
所谓“大骨架”是什么呢？就是中央的要求、自治区的要求，我们要与之保持一致。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文明一起抓、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三农”等等。问题是，到了我们这一边不能光空喊口号，市一级是个大的基层，一定要做一些具体的事，通过这些事来体现大骨架、大精神。如果说国家是树干，广西就是树枝，南宁就应该是树叶。我们要把树叶整理好，就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做一些事，这是个基本原则。
做事就意味着，第一，我们有能力做到；第二，环境容许，或者说有可能做到。再具体到什么时候干、干什么、怎么干，这很重要。
这些年南宁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从“三农”说起吧，建设“三农”，最终是要把农村建设好，把农业发展上去，给农民增加收入。南宁这些年尽自己的力量干了很多事，帮助农民发展交通，发展水利，建设生态文明村。在建设生态文明村上花了大量的力气，投入到道路建设上，投入到水利建设上，投入到数字电视建设上，投入到解决饮水困难上，投入到推广良种、新的耕作方法上。比如抛秧技术，这一技术从1996年开始推行，先是带动农民做试验田，接着召开现场会推广。
从工业发展来说，首先要把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对私营企业则要制定政策让他们发展。现在，南宁市国有企业的改革面已经达到90％以上，民营经济已经大大地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需要制定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修改。另外，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后，还要再帮助他们发展新产品，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这里面包括了班子调整、产业调整、技术调整、产品调整、管理结构的调整等等，最后才能实现整体结构调整。
在商业上，要把南宁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使更多的人就业，也得想办法。这个商圈怎么打造、怎么扩大，其他地方的商圈怎么建立，这些都需要规划发展。现在南宁又开始规划建设五象新区的商圈，同时又在规划江南的物流基地，为中国—东盟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发展商贸业做些工作。所以，这些不但是有树叶，还要开花结果，这种培育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建设适合人居的城市、文明城市、和谐城市方面，我们的投入也是很多的。现在列入规划准备要建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残疾人活动中心。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也都在建。这都是未来发展要办的事情，都是城市发展的基石，不能急功近利，还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
政府运营成本包括
资金、信誉、时间三个方面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经营城市”，政府的运营成本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政府管理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9％，但南宁的这个比重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0％。像东沟岭的改造，我们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府降低运营成本的案例，这么大一片区域的改造，政府基本上没有直接投入太多的钱，完全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了改造。而且，成本的控制不仅体现钱的方面，有些城市的改造老百姓付出代价太大，这也是一种成本，但在东沟岭，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
林国强：东沟岭改造，我认为属于南宁这些年改革的一个亮点。东沟岭是南宁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的前身是个“非洲村”，外面来的没有户口的人在这儿搭个棚子就住，电乱拉，水乱倒，污水横流，很不卫生，也很混乱。兴宁区提出要改造那个地方，市政府是很支持的，当时给了他们很好的政策。比如，当地的土地收入就用于建设那里，不用上交市里，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另有一个配套政策，就是考虑到那些被拆迁户都是穷人，因此赔给他们工本费，砖瓦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政府给予适当赔偿，这也化解了一定矛盾。还有一个政策是，拆迁后建好房子，拆迁户买下房子，马上就可以上户口。当时的户口不是那么好给的，我们就很大胆。东沟岭改造以后，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人居署署长专门来参观，非常肯定，后来这个项目还获得了我国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另外，在劳动社会保障方面，南宁也制定了很多政策。1996年，我们制定了允许职工自由流动的政策。以前，国有企业的人是不许随便辞职的，企业不放你走。我们就提出，可以辞职，到了新单位只要把劳保关系到市劳动局续上就行，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如果员工在这个企业没事干，要走又走不了，或者走了以后没有劳保，那他怎么敢流动？我们的政策把这些后顾之忧解除了，对于鼓励流动、解决失业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像贫民区改造、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等这些事，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稳定”、“积极的社会综合治理”，比政法部门的那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当然，后者不能说不要，但如果这种积极的综合治理搞好了，社会治安那边的压力就小了嘛。
至于政府运营的成本，不止是钱（资金成本），这只是其一；其二，还有政府的信誉成本；第三还有时间成本。政府的运营成本至少包括这三个方面。资金成本方面，要量力而行。资金成本从宏观来看是可以降低的，比如最大的经营城市就是运营土地，一块土地征下来可能需要20来万元，但是一拍卖可能拍到六七十万，就可以从中筹得资金来进行建设，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当然，前提是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赔偿政策，在这方面，南宁总是及时按照国家的最新政策办，所以老百姓没有意见。
信誉成本倒是要讲究。因为不管是搞拆迁还是搞建设，在需要老百姓做出贡献的情况下，政府自身必须讲信誉。给农民、给企业算好了账，人家也签了字，你却老是不给钱，拖上多少年，把政府信誉搭上了，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年南宁在这方面清理了很多，基本上没有大问题，尽管或多或少也有做得不好需要改进的地方。
时间成本上，要快。时间不快的话，如果是建设企业，就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是其他的公益事业，也会影响市民的生活和工作。
中国经济时报：在降低政府运营成本方面，我们发现南宁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像民歌节这样的活动，最初是政府投钱，主要起到一种撬动作用，随后就变成了市场化运作。民歌节对于提升南宁的知名度、打造城市品牌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政府总的投入却很少。其他有些地方年年搞节庆，年年都投钱。
林国强：南宁民歌节被评为全国的十大节庆之一，而且民歌节在中央电视台综艺类节目中的收视率据统计报告仅次于春节联欢晚会。第一届民歌节的打造，确实是政府出了力，投了钱，社会赞助很少，因为企业仍不了解。从第二、第三届以后，特别是第三届以后就完全市场化了。第二届可以说是半市场。完全市场化就是说，办节本身的钱，基本靠企业的赞助。政府还花的钱是哪些呢？就是谁家的客人谁接待，市政府请的客人，我们出钱接待；县（区）请的客人，县（区）要出钱买票。这也正是节会本身生命力强的支撑力。
我认为南宁民歌节是我们国家“文艺搭台、经济唱戏”比较成功的例子。之所以成功，我觉得：一是办节的方式方法比较对头；二是恰如其分地发挥了地方的特点，结合点选得比较好，因为广西民歌有着深厚的底蕴，世界各地都有着民歌方面的丰富传统，所以这成了一个交流的集会。同时我们还把民歌与时尚相结合。在没有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时候，民歌节是我们每年最重大的节日，民歌节的同时开广西经贸洽谈会。现在有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经贸洽谈会就成了博览会的有机构成。为什么外面的人对南宁逐渐了解得越来越多了，南宁的招商引资突飞猛进？与民歌节、与博览会密不可分。
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属于经营城市，我们也投入了很多钱，为了创造优美的环境，给宾客创造优质的服务。比如，给航空公司新航线补贴，对宾馆建设和改造进行补助，以及搞各种比赛（外语竞赛、窗口行业服务竞赛）提高服务水平，等等。这些也是政府经营城市投入的成本。
中国经济时报：正如您所说的，这十多年来，南宁政府在各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办了很多大事，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变化。那么，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花的，如何使其实现效益最大化？
林国强：钱从哪里来，这确实是个问题。当市长就是要管好钱，把钱找来，把钱还掉，然后又有钱来。对于一个城市，钱的来源无非有这么几个方向：一是自筹而来，二是银行贷款，三是土地经营，四是国外贷款，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五是社会资金。这些缺一不可。
应该说，所有这些来源当中，主力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经营。那么，怎样保证这些钱的到来？很重要的就是要讲诚信，要按时还款。说老实话，很多人要用钱的时候都跑来要，用完之后就不操心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必须跟银行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这也是我们要建设“信用南宁”的原因，这是一种软实力。为什么有些城市，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你？因为你贷完之后，以为是国家的钱就不用还了，其实都是老百姓的钱。不还了，谁还敢贷给你？在这个方面，南宁做得非常好。宁可做的事慢一点、少一点，也不能不把钱还上。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这些年，南宁把当前的、过去的欠账通通还完了，包括对企业、对农民的欠账。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任何银行都没有逾期贷款，须还就还。
如何把钱花好，这就要靠很多制度了：项目要好，要合理；钱要核算，前面有概算后面有决算，中间还要有检查；还有审计、纪委监察的提前介入，新闻媒体的监督等等。总之是从各个方面来保障用钱的正常秩序和合理性。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说南宁把今后多少年的钱都花了。
林国强：在南宁这些年的发展中，的确也有些人提出，你们大拆大建，今后还不还得起？实质上这个问题应当动态地看，你不动它，就一直改变不了，动了之后它才会改变，而且会增加实力。南宁正是在高速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民歌节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说，搞民歌节花这么多钱，拿去给那些下岗职工多好啊。但是你要知道，不办这个节就没有这些赞助和投资，办了节，赞助、投资来了，经济实力强了，政府有钱了，自然会给下岗职工、贫困群众带来更多的改善。不可能把办民歌节的钱直接给了群众，今年给了明年还能给吗？只能靠发展来救济他们。正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南宁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1997年南宁的财政收入21亿元，现在已经120亿了，十年多了近100个亿。只有在前进中才能改变一切。你不干，什么也不会改变。
所以说，当地方领导要越得过一些思想方法的坎，但这也是惊险的一跳。你要看得准一些，做得可靠一些。别人看不见，你得看得见。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这番话可以看作您对“经营城市”问题的阐述，但这几年舆论对“经营城市”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林国强：在某种意义上，管理城市跟管理企业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放大了，有一些因素复杂一点，但道理是相通的。“经营城市”，用“经营”两字我认为是对的。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问题，只看财政本身有多少钱，没看到还有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做生意”的高手。但是，做什么事都要适度，不能过度，不能走极端。现在确实有些地方搞得不太像话了，不合适地乱拆，与民争利，把老百姓压得死死的，只图政府自己受益，那不行，这样做也是不能长久的，群众是不答应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其实也就是前面您提到的诚信问题。在政府的运作当中，信誉成本是最重要的。
林国强：必须追求资金成本、信誉成本、时间成本的最优化。其中哪一个不科学，都不是最优化。
政绩应当追求
社会发展方向与百姓利益的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南宁这个城市工作了这么多年，当过副市长、市长，现在离开南宁到自治区工作了。您是怎么看待“政绩”这个问题的？
林国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要造福一方，就要有点成绩，这是肯定的。一个地方长官的政绩应该和老百姓的实惠、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就是说政绩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你说，为了老百姓的好处，我把国有资产拿出一两个亿来，每家每户分几万行不行？这个政绩是不行的，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你也不能只顾社会的发展而把老百姓撇开，这个也不对。搞大马路、大广场，好像很有政绩，但是老百姓倒霉，也不行。所以，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我认为应该是既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又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那么怎样来体现政绩？不同人的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喜欢说，这个项目是我搞的，那个项目是他搞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你的政绩首先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这一点要看到；你的政绩，再过几年也许不算什么，这也要看到。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很不错了，财政收入都达到120亿了，1980年的时候还不到1个亿，你能说1980年的领导不如你高明吗？不对。你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的1个亿、10个亿，也是很不容易很伟大的啊。时空不一样了，有些成绩不能骄傲，你只是出了自己一份力而已，其实还是全市人民出的力。还要看到，许多政绩的取得是历史大势使然，你的成绩是做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推动了事情的发展，如此而已。要干还是大家一起来干，不能说是某个人的功劳，一个人永远不行。山花烂漫，你只是其中一束，大海波涛，你只是浪花一朵。所以，对待所谓的政绩要潇洒一点，看得淡一点，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贡献。
另外，还有好多事情是你干不好、没干好的呢，不能老说那些好的。前段时间在一个会上，我就特别讲了一条，我说我这些年来在南宁做了一些事，但也有很多事没做好，今后，你们该批判就批判，该纠正就纠正。不能说这个事以前林市长定过了就不能变。就好比驾驶员，原来我开的时候直走是对的，后来换了一个驾驶员，前面有个弯，就要懂得转弯，否则悬崖峭壁就来了。有些事要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也许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过几年恐怕就要变了。
中国经济时报：这样的政绩观在南宁的领导干部中，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和传统？
林国强：一代要为一代着想，一代要为一代打基础。从南宁这些年的发展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从政绩的角度说，没有什么是万能的，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变化就是在进步。就好像打一场球，输了当然不痛快，赢了也就是高兴一阵子，下一场比赛又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