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学的新语汇中，有一个词正在获得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情妇”。
无论是天津市政协前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案，还是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涉嫌谋杀案，乃至内情尚未公之于众的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经济案，“情妇”都为相关事件的中心角色或中心角色之一。虽然中国公众对于贪官养情妇现象之普遍已不吃惊，但情妇在涉嫌腐败官员活动中的作用如此突出，乃至“贪”与“色”相关联，最终使“色”全然超出个人私德的范畴，而成为酿成刑罪的一大渊薮，还是相当触目惊心。回想近年来同类案件，可见贪官以权贪色霸色，再经色路而贪钱洗钱，已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模式。
由此，在2007年7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两高意见”）中，在“特定关系人”里加入了“情妇（夫）”的概念。
“情妇”进入司法解释，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多数人表示赞同，认为权－钱－色交易轴心既然事实存在，法网不应疏漏；少数人也表达了担忧，觉得“情妇”本身难以准确定义，实践中易出误差。在此，我们支持前一种意见。
诚然，“情妇”本身属于私德问题，政府官员养情妇并不等于腐败犯罪，道德与败德、罪与非罪的界线是清楚的。但此次司法解释明确“情妇（夫）”为“特定关系人”，适用于官员受贿案的相关定性，并非以德代法，而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当前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生态下的现实。
恰如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割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贪官-情妇”毒瘤，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情妇这类在权－钱－色腐败链扮演枢纽角色的“特定关系人”，从此不在法律的威慑之外。《财经》胡舒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