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管理三国志》
■杨吉
迄今为止，成君忆已写了五本书。2003年的《水煮三国》，2004年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2005年的《渔夫与管理学》，2006年的《像园丁那样管理》和2007年的《管理三国志》。而由他通过《水煮三国》所开创的“大话式写作风格”，一经推出，便风靡一时，享誉海内外，该书也一度再印，持续畅销至今。从销量到反响，从观点到影响，成君忆及其“大话管理”系列在造就了一种现象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话题——水煮虽是麻辣，大话也是轻松，但成氏管理哲学值得一提，值得一信吗？
这个话题应该一分为二地说。我们应该注意到，成君忆经历过一次颠覆性的转型，而这个分界点就在2005年的《渔夫与管理学》。在这之前的两本书，也就是2003年的《水煮三国》、2004年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我们读到的成君忆还是一个浸淫于西方管理学的财经写作初体验者。虽然他曾一再声明，自己跟一般财经作者不同，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拿来主义”，用欧风美语那套去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他努力要做的是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挖掘最符合中国人思维、逻辑和伦理的文化要素去改造一直被“西方化”了的管理学，提炼出“中国式管理”的精神和要义。所以，哪怕最后用了西方管理学的术语、理论或方法，从成君忆立场讲，这不是在向西方管理学投降，而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尽管如此，但类似的“良苦用心”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感受到，毕竟彼时的成君忆还是更多停留在“形而下”层面的管理技巧的探讨。
然而，到了2005年的《渔夫与管理学》，成君忆似乎变了一个人。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言说风格，又或者是思想体系，成君忆彻底变了。这种转变可能是一下子的成名来不及适应带来的，也可能是功力尚浅的最终结果，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成君忆本人勇敢而又果断地自我突破，自我提升。从《渔夫与管理学》开始，成君忆不再（或很少）谈问题了，而更热衷于谈主义。他开始加深对中国文化的钻研，加强对“文化影响组织绩效”的观察，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文化中包含着管理学的理念，不同的文化就会派生出不同的管理学。”“我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渔夫文化，另一种是园丁文化。所谓渔夫文化，也可以称为猎人文化，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文化。你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掠夺，也可以用欺骗的方式掠夺。对财富的掠夺和占有，形成了这种文化的最大特征。但园丁文化不一样，它崇尚培养和创造。所谓园丁，指的是那些用培养和创造的方式为社会奉献财富的人。”“如果你的组织文化是正确的，那么你的管理技术就是正确的。与此相反，如果你的组织文化不正确，那么你的管理技术就没有办法用对。”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成君忆引用了“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的古话。至此，成君忆经历了管理思想上的一次深刻转变，自身也完成了一种突破性的转型。
如今的成君忆最大特色就是务虚，喜欢“形而上”的东西。这种转变早在《渔夫与管理学》中便有了苗头，到后来的《像园丁那样管理》更有了明显的迹象，一直到最近的《管理三国志》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的展现。该书还是继承了成氏一贯风格，托物言志，借古喻今，用成君忆本人最熟悉的三国故事来阐述其管理思想。当然，和《水煮三国》的技术层面想比，《管理三国志》更讲究一个管理的道，因此更显得内涵十足，意味深长。在书中，成君忆把《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和《像园丁那样管理》来了一次“大串烧”。用《水煮三国》的故事文本和《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的方法总结，在《渔夫与管理学》和《像园丁那样管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文化主题下展开比较，最后要传达的观念是——爱是一切管理的核心，我们要像园丁那样管理，而不是像渔夫那样控制；如果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刘备来比喻的话，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学刘备的仁义天下，而不是学曹操的心狠手辣。
就内容原创和观点新颖来说，《管理三国志》并没有超越成君忆以往任何一本书。它不过是一本成氏作品的结集、成氏风格的延续和成氏思想的精编。在这本书里，成君忆没有谈一些实质性的管理技巧，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对曹操和刘备不同命运的解读上，放在对渔夫式管理和园丁式管理的辨析上。仅凭这一些，成君忆跟本土其他财经作家有了泾渭分明的不同。在大多数财经图书还是侧重于方法、技巧、原则的当下，成君忆已升级到了哲学、理念、价值的层面。成君忆积极肯定园丁式管理，反复倡导要“爱的管理”，他极像一个德育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导他的学生（读者）要仁爱，要忠义，要道德。话自然没错，然而，在把商场视作战场的社会总基调下，成君忆的“古典主义”管理思想能否被人接受呢？
正如他在《管理三国志》后记提到的“要建立起一种五行相生的管理系统”，这个难度和深度，非常人所能理解和胜任，因此前路可能只有成君忆独行了。
（《管理三国志》成君忆 著新华出版社 2007年5月第1版 定价：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