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是，如果当时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一个老练的华尔街人，能够再多活几个月的话，1929年的股市灾难或许可以得以幸免。
本杰明·斯特朗生于1872年，具有新英格兰血统。18岁的时候，他加入杰瑟普-帕顿银行——纽约一家颇受尊重的银行，随后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直至美国信孚银行的主席，此时的信孚银行主要由摩根家族控制。如果不是被劝说去做刚刚成立的美联储的主席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爬到美国银行业的金字塔尖——成为摩根银行的合伙人。
美联储的建制显然不是斯特朗所愿意看到的那种，就像所有华尔街人一样，他希望美联储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把总部设在纽约。斯特朗觉得这个由威尔逊政府和国会刚刚建立起来的美联储一定会有不少政治上的麻烦，所以一开始就拒绝出任美联储主席职位，但是亨利·戴维森坚持让他接受，最终，斯特朗同意了。很快，他以他在华尔街一贯的高昂的工作热情开始了在美联储的工作。
斯特朗是对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联储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政治性的任命，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商业银行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更不用说是复杂的中央银行了。这也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对二者都了如指掌的斯特朗。到了20世纪20年代，斯特朗已经是美联储无可争议的老板了，委员会只是他的一个橡皮图章，但是他的肺结核也越来越严重了。
长久以来，不同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相互影响和传染的，无论是一般的商业银行体系，还是中央银行体系，都是如此。此时战争造成的巨大震荡还在影响着欧洲，斯特朗深谙现代金融的全球性本质，急迫地想要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美国的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使得欧洲的资金不会大规模地横跨大西洋涌入美国——在此之前，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黄金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流入美国。
但是，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刺激了华尔街上的投机活动，这使股票信用借贷成为了比任何买卖都赚钱的生意。投资者满怀着在华尔街上大发横财的愿望，用保证金买入股票，对借款成本几乎不加考虑，这使得股票信用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上升，到1929年夏末，这一利率已高达20%。不仅各家银行积极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伯利恒钢铁公司也在这个市场投资了1.5亿美元，克莱斯勒公司的投资也有6000万美元。
当斯特朗察觉到这种投机活动几乎要失控的时候，他果断地采取行动，在1928年，他3次提高贴现率，使之高达5%——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高的利率水平，同时他开始缩减货币供应。斯特朗写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制订出适宜的政策，以防止股票市场灾难性的崩溃……与此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成就欧洲的复兴。”
美联储的新政策很快就对实体经济——华尔街以外的经济体产生了影响，在1929年初，经济开始缓慢而显著地减速，这本来应该使华尔街冷静下来，但事实上却没有。华尔街此时已经完全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这个时候，本来需要美联储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刺破那个将要带来斯特朗所担心的大灾难的股市泡沫，但是，斯特朗却不在了。在1928年的10月，在为了治疗其肺结核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手术中，斯特朗去世了。
现在，失去舵手的美联储无能为力，它只是将贴现率保持在斯特朗留下的5%的水平上。更糟糕的是，它允许银行用美联储提供的资金注入到本已狂热的投机行为中去：美联储成员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经纪人随后一转身又以20%的利率贷给投机者。这样，数以亿计的资金沿着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尔街，而美联储所做的只是试图用“道义劝告”去阻止这股洪流。
当然，美联储发出的道义劝告是一回事，而人类本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够赚到7%的利润，而且还是用别人的钱，银行是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贷给经纪人的钱事实上是以经纪人账上的证券全额作担保，所以贷款风险很低——只要股票市场还在上涨，这个逻辑就是成立的。的确，1929年的春夏，股市在无数致富之梦的推动下节节攀升。
9月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381.17点，这个高度是此后25年之内再也没有见到过的。
1929年秋天，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巴布森开始大唱悲调，而此前持续了数年的轰轰烈烈的牛市突然改变了方向。9月5日，市场开始下跌，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单日跌幅最大百分比。华尔街持续下跌的势头直到11月才最终止住。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这一次空前绝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有名词。
([美]约翰·戈登 著；祁斌 译；夏丽华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