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札记（1）■东方更夫
眼下的托莱多是一个平静的小城。不要说细雨霏霏的傍晚了，即使是游人如织的白天，这座城市也一样的安宁。人行在窄窄的老巷里，在庄严肃穆的建筑旁，总显得像是一种附着物。即使人再多，即使你说话，大声地喧哗，也一样只是配角。由石头砌成的建筑虽然并不显得冷漠，但也总是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人不过是配角，是过客，而由他们构成的存在——教堂、街巷、广场、纪念碑等等，才是真正的主人。托莱多的灵魂永远是深邃的，是难以测量的。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样似乎不相容的东西最为常见：一个是伟大的教堂，一个是剑。两者和谐相处。在当下的环境中，剑变成了一种记忆，一种古朴而崇高的精神延续，而教堂也不再是纷争之地，它寄托着人们向善的心思。
两者都成了审美的对象。在彼此的映衬下，托莱多令人愉悦。走在这里，即使是一位未来的国家领袖，恐怕也难以再起征服的意念。
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教堂和剑却鼓舞起托莱多征服的雄心。教堂里充斥着杀伐的剑鸣，而剑则被赋予了传播福音的使命。两者联手，在欧洲大地引起阵阵颤栗。
坐在点点春雨笼罩着的广场旁，我想到了康德，那位写过《论永久和平》的德国哲学家。我对朋友说，不知道眼下的和平是历史的间歇呢，还是永久性的。我指的是整个欧洲。确实，二战后的欧洲一直致力于永久和平，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一个地方，我甚至说这是当代最重要的革命之一。但是，对历史的了解，使我们下任何断语时都要谨慎。眼下的和平宁静，是否会再次被金戈铁马惊醒呢？
该怎么概括托莱多的精神呢？这座位于山丘之上的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西班牙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托莱多是西班牙的故都。在1561年菲力二世迁都马德里以前的二千多年里，它一直是西班牙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即使在迁都之后，这里仍然是西班牙的精神之都。当代人总是用多元文化描述托莱多的精神风貌。我阅读了几篇旅游者写下的文字。他们说，这是一座“三文化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共存。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征：托莱多大教堂曾经被征服了这块土地的穆斯林作为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这似乎很难想象。在宗教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里，异教徒的朝拜场所竟然没有被毁掉或废弃，而是改造后重新利用起来。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中心，这里更是多少心怀英雄之梦的人的向往之地，塞万提斯在城门处写下的“西班牙之荣，西班牙城市之光”的话，或许代表着西班牙人对于这座城市的骄傲之情。
然而，这就是托莱多的灵魂吗？要验证这个说法，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随便推开一扇门。你只须随意推开一扇门，就会彻底否定这种说法。在那扇门里，一定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剑，各种各样的剑。那些街头或建筑物雕塑中的人物，也往往或佩带或手持宝剑，威风雄武。即使英雄迟暮的那位骑士，也高举着长矛，而他的跟班桑丘，也佩带着剑。从这一景象中，你不难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曾经尚武的国度。“三文化城”之说，只是作为审美对象时才是正确的，在当时，却意味着刀兵和杀伐，意味着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1608年，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在《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一文中，以羡慕的口吻写道，若欲国家强大，则一国之人务必把军事认为是举国惟一的荣誉、学问和职业。他说在当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中，有这种情形者只有西班牙一国：“西班牙在欧洲各处差不多长期驻有精兵，已经约有120年之久了”。
这就是当时的英国观察家对西班牙的印象。这样的看法，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1519年查理五世继承哈布斯堡王位视作是西班牙称雄欧洲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前，荒凉贫瘠的伊比里亚半岛引起欧洲的注意，只是因为这里是同东方异教徒斗争的前哨。在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是西班牙抵挡了来自东方和北非的穆斯林的进攻。
起源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是通过联姻取得对西班牙的统治的。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儿子菲力普娶西班牙国王的女儿胡安娜，菲力普胡安娜的儿子查理先是成为西班牙国王，后又于1519年继承了其祖父的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的皇帝位，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他统治之下，哈布斯堡的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力量。1519年至1659年的150年中，几乎所有战争都与西班牙有关。在这一个半世纪中，西班牙的 “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三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军事力量的衰退，出现在1750年代以后，法国、荷兰、俄国崛起为军事强国。其标志性事件是1659年与法国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这个和约显示法国取得了与西班牙力量的平衡。之后，西班牙虽然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欧洲的主角显然已经易位了。
查理五世继承了其祖父通过联姻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谓。同时也继承了这个帝国的野心和沉重的帝国责任与负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维护天主教正统地位不受侵犯。从查理开始的150年间，在欧洲历史上是宗教极端主义兴盛的时代，其情形完全称得上“血与火”，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新教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到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力二世的时候，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已经横跨世界上所有24个时区，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在这个帝国中，西班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是这个帝国最重要的支柱。但是，查理五世及其后的几代君主也继承了捍卫天主教的正统地位不受挑战的使命，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宗教战争。例如，1566年同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1618年爆发的 “三十年战争” （持续到1648年）等等。
菲力二世宫廷中，弥漫着浓厚的救世氛围，其战略制定，几乎都是从维护天主教正统地位不受侵犯出发。在他们看来，“上帝是西班牙人”。上帝的事业就是西班牙的事业，也就是菲力二世的事业，三者是一体的。
在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是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发生的。西班牙试图统一宗教的战争努力，与其帝国主义的图谋，也是并行的。上帝是西班牙人也就意味着世界是西班牙的。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哈布斯堡王朝最具实力完成统一欧洲的任务。查理五世之后的几代皇帝以及西班牙国王，都将统一宗教和欧洲，视作自己的使命。如果不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如果不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压力，哈布斯堡王朝或许就能完成这一使命。但是，宗教分裂的现实，海外世界的发现，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引发的竞争，使任何试图重建欧洲统一的企图都要落空。西班牙每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都引起欧洲联盟体系的调整，其他国家，如法国、英格兰、荷兰等，奋起遏制西班牙。保罗·肯尼迪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西班牙像是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在以宗教理由发生的战争中，“三十年战争”对于西班牙乃至欧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标志。而所谓民族国家诞生，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所有王国主权平等。这也同时意味着各个国家之间对于宗教信仰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加尔文教被确认为基督教合法的一支，这就是所谓的“教随国定”的原则。这也宣告了西班牙不再有理由以宗教的名义征讨其他国家。1648年以后，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再也没有战争是主要起因于宗教问题的（卡列维·霍尔斯蒂）。
回到本文前面笔者在托莱多细雨中的思考。目前的安宁是永久和平还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退隐”？我想，我们确实看到了永久和平的曙光。累经战争，人们终于认识到，宗教和剑的结合，十字军思维和刀剑思维，无法解决人类的纷争。
西班牙为此耗尽了发现美洲得到的所有金银，错失了城市兴起带来的经济转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维护正统地位的努力，作为欧洲保守主义的支柱，使西班牙与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思想突破无缘。近代思想和科学的代表性人物，没有一个出现在西班牙，例如哥白尼、伽利略、帕斯卡、笛卡尔和牛顿等。所有这些巨人，几乎都出生于西班牙到处征战的时代。西班牙在近代欧洲思想领域的“缺席”，归根到底是因为弥漫于西班牙的宗教狂热主义，窒息了西班牙的精神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