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文彬先生新著《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
■李传玺
王文彬先生新著《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说他二十多年来，对于戴望舒的研究“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他曾先后研究编辑出版了《戴望舒评传》（合著）、《戴望舒与穆丽娟》、《戴望舒全集》、《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戴望舒及其作品研究得多么全面深入。这本新著正是他本着“言必称据”的实证精神，通过与戴望舒“平等而亲切的对话”，对自己的研究在前面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综合性展示。
全书依照戴望舒的生平足迹，展示了他的生活、艺术和心路历程，侧重剖析了戴望舒政治、艺术多元理念（即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形态，以及抗战后到建国初期逐渐趋同的过程。诗，是戴望舒的本质，也是他的价值所在，因此，对他的诗歌艺术的鉴评不仅应该成为此书的主体，也将决定此书的深度。从书名看，作者很好把握住了这一定位，而此书最让读者感佩的，也恰是在这一点上。通过作者的指引，我相信每个读者都能真切地触摸到戴望舒的情感律动。作者对戴诗的剖析很见功力。对每一阶段戴诗的特点，在总体上，作者既挖掘戴望舒早年古典诗歌影响的脉络，也揭示西方现代派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从手法到情绪对戴的熏陶，更是将笔触勾剥到戴望舒生活与情感的隐秘处，然后将之加以揉合，再条分缕析出戴诗这条艺术长河流经之处所滋润出的迷人风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戴诗的微观分析就显得游刃有余，精深独到。戴望舒的许多诗很短，即使不短，因为采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意象的拼接，既表现自己又隐藏自己，我们虽然能够感知到某一首戴诗所可能蕴含的的情绪，但要想更为深刻地理解那首诗的意蕴，则往往不甚了了。同时，虽然他的某一首诗是由于生活中某种实际遭遇的触发而孕育，但由于戴望舒学养的深厚以及对象征主义的娴熟运用，这就使得诗的内含往往会超越实际的情感与诉说，而产生更深层次的近乎哲理教诲般的感染。作者凭着他对戴望舒的全面体会，其分析往往会令读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涌起一种棒喝顿悟的阅读快感。比如说作者对戴望舒《印象》一诗的分析，作者认为，全诗由“铃声”、“渔船”、“真珠”、“残阳”和“呜咽”五组意象组成，“诗人采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的方法来安排意象，不刻意企求意象的密度与层次，而是把这五组意象组合成纤细空灵的境界”“它们是诗人情绪的象征，也是距离相等的音阶的交替，形成轻清忧郁的旋律”，这些意象似断实连，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出现又消匿”，“诗人的感情在这些意象间跳跃，如清风吹起一层层涟漪又渐归于平静，暗示诗人曾经把握过的美好事物，如今又慢慢离他而去所引起的寂寞和忧郁”。读了作者这种能够上升到形式美学高度的分析，谁不会涌起种豁然开朗的兴奋。
作者很善于对戴诗进行意象分析，比如他发现戴诗存在着这样几种意象运用类型，“相同色调的意象在诗中轮番出现而形成情绪的节奏”，“不同乃至对立的色调的意象相比较而形成的情绪的节奏”，“一个主体意象在逐层展示中显示出的情绪的节奏”。作者还在戴诗中抽绎出了带有脉络性质的主题意象，比如戴诗不同时期对“沉哀”一词的运用，以及某种色域意象的反复出现。诗人常常用“青色”、“天青色”形容他的爱情，它表现了悲哀和沉静，传达着痛苦心灵的不安和动荡，青又是压抑之色，它时时秘藏于内心深处，它是无法实现的愿望之色。从“绛色的沉哀”（《林下的小语》1928年9月），到吞咽“沉哀”（《致萤火》1941年6月），再到沉哀“渗透骨髓”（《过旧居》1944年3月），在诗人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爱情都给他带来“沉哀”，“沉哀”贯穿他的一生，也形成他诗歌的整个基调。戴望舒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西方象征主义的传达方式融为一体，致力于追求创造出富有民族特征的象征主义诗歌，面对传主的这种渊博与丰富，作者如果没有相应的积累与对传主全面的“体会”，很难作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因此读了此书，我们不仅对戴诗的价值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有准确到位的把握，甚至可以说对象征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变以及世界象征主义思潮的发展有了清晰的理解。它能教会你去如何欣赏戴诗，扩而大之，它也完全可以教会你从哪些方面去欣赏诗歌，提升你的诗歌鉴赏力。一位杰出的诗人往往其视野是很宽广的，其修养是很丰厚的，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学贯中西往往能够使他们上承传统之精华，外撷域外之芳菲，从而创造出属于时代也属于他们“自身”的作品。反观现实，我们现在诗歌的不景气，是不是与主体的这层因素有关呢。
戴望舒除了创作了不朽的诗篇，和具有坚贞的爱国品质外，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整个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参与创办和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现代诗风》、《新诗》和《顶点》等新文艺杂志，既翻译了大量现代派尤其是象征主义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也积极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和翻译介绍“唯物史观的诗歌”与小说，留学法国期间，一方面亲自参加反法西斯运动，一方面将文艺界的这方面情况写成通讯传回国内，到后期，他还开始了音韵学、歌谣、唐诗、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看出，戴望舒既以自己的诗歌引领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在推动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繁荣，构建现代中国诗歌理论体系方面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此书应该说还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作者在介绍戴望舒翻译时，有一处值得我们注意。1937年5月他翻译出版了纪德的《从苏联回来》一书，这本书是纪德1936年6月参加完高尔基葬礼游历苏联写下的见闻，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一种异常的一律化在服饰上显露着，当然，只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便可以知道这种一律经在精神上亦复如是。”这里是“一个人的独裁，不复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底、苏维埃的独裁”。纪德原本是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此书一出，遭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的强烈批评。纪德被认为是第二次转向。戴望舒读到了此书后，对纪德的观察与思考很是认同，于是便冒着同样被批判的风险翻译并在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上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后，纪德的书再次引起关注，在我国也引起了一场反思性的讨论，人们纷纷称赞纪德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深刻与果敢。戴的翻译本由于国内对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反响，但透过此翻译出版，我们不能不佩服戴望舒思想上的风骨，以及理论上具有同诗一样纤巧的敏锐性。
戴望舒1945年7月8日随笔《山居杂缀·失去的园子》中有句话：我要我自己的园子。戴望舒正是“我要我自己的园子”，所以才写下属于他也属于时代更属于历史的不朽诗篇，王文彬先生正是“我要我自己的园子”，所以才能在戴望舒研究上不懈求索，建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这本新著正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