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磊
编者按：过去一段时间，徐工收购案让两个人名噪一时：一个是接连抛出46篇博客指出该并购案涉嫌“国资贱卖”的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blog)；另一个，就是处于漩涡之中的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而巧合的是，王民和向文波两人都入选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50位候选人名单。
“徐工是否被贱卖，需要国家产业部门说了才算，这是个标准问题。”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对记者表示，国有企业为改制引入国际财务投资人，其价格最终“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解决问题”，而不了解交易过程的真实情况，轻易给一个主观判断是“非理性的”。
在杭州举行的央视“东部之夜”评选晚会现场，王民对记者表示，在徐工并购案全民讨论过程中，他始终没见过向文波本人，而这次评选很可能为他们提供直接面对面的机会。
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商、年销售收入200亿元的大型国企。为了实现“改制”和打入国际市场，徐工集团计划出让85%的股权给国际私募投资基金凯雷。这则并购曾被舆论描述为一场“黑盒子”里的交易。而作为业内竞争对手，民企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指责这桩交易是贱卖国有资产，并成为民族品牌沦陷的开端。
王民回应称，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是“2000家企业争抢1000亿规模的盘子”，典型的“小、散、乱”格局，大多数企业陷入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残酷竞争中。作为行业“排头兵”，徐工集团要从规模型走向质量效益型，“要让我的企业跨洋越海，走出程式化，走科技创新的路子”，引入国际投资者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事实上，徐工改制过程中，早期也曾与国内民营资本洽谈过合作，但没谈拢。这家企业就是后来在股市上兵败如山倒的德隆集团。徐工由此对民营资本存有了戒心。2006年，向文波的博客引发了徐工改制的大讨论，期间也有两家大型央企向徐工伸出橄榄枝，但对于着力于“改变企业运行机制”的王民来说，他不太相信国企能带来多少新鲜血液。
“我不能夜郎自大，我有忧患意识，我在工程机械行业工作35年，我要把徐工做长久，这是我的责任。”他说，因此，徐工改制伙伴选择的天平自然倾向外资。
“怎么走出新路，循规蹈矩地走是走，创新式地走也是走，对于战略性改组和调整，一定是要开放式的。只要自己有控制力，这条路一定要走。”王民对记者说。
几轮淘汰之后，凯雷胜出，获得“优先谈判者”机会。当时摩根的报价比凯雷高0.16亿美元。不过，在“保持核心团队的相对稳定、保持徐工品牌不变”等条款、以及徐工改制后的投资项目上，摩根与徐工没有达成共识，最终没被徐工选中。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信息，一开始向文波曾要拿8亿元买我们85%的股份”。王民说，他和我们都是同行，他也没有恶意攻击过我，他是在讨论事，但他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当时凯雷与徐工签订的并购85%股份的价格是30亿元。
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超过了王民的预料，“徐工并购案”的影响远远越过行业，几乎成为一个人人谈论的公共话题。
今年10月中旬，最初的协议签订一年之后，徐工集团与凯雷修订了协议，凯雷放弃控股徐工机械的计划，将持股比例从85%下调到50%。
有媒体认为，是向文波的46篇博客文章扭转了局面。而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徐工”交易调整了方案，一个是把股权比例降到了50%，另外价格提高了44%，所以，“我为国家赚了十个亿，尽管不算什么好交易，对我个人来讲已经满意了。”
王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表示，徐工并购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不会简单，因为其时已经有了要自主创新、要自主品牌的气氛。“当时上报商务部，领导也说(出让的股份)太多了，能不能让凯雷让一点。”
王民还表示，并购双方协商调整股比的真正动作发生在2006年5月，此前双方还补充了针对敌意并购的毒丸计划。而一个月后，向文波博客事件才引发讨论。“并不是向文波的炒作起了作用，我们其实一直在劝说凯雷要学会‘顺势而为’。”
目前，对于新方案获批，王民虽然保持乐观，但仍很谨慎，“没有最后定论之前还不好说。”他对记者表示，一旦并购获得通过，徐工的下一步“肯定是启动上市计划”。
如今，新方案可以保证徐工集团相对凯雷有比较强的控制力。“品牌是我们自己的，核心团队不变，经营上也由我们自己掌握。”王民说，尤其是经历过各方面的“拷问”后，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以前他做事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脸，而现在他也在“学着面对媒体”，很多事情只要沟通好了就容易解决。
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方认为，无论怎样，徐工并购案成为2006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也是近20年来国企改制史中难得一见的高透明度的样本，改制过程中的每一步、谈判交易的每一处细节、协议文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被人们拿到“聚光灯下、解剖台前详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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