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宏伟
今年47岁的刘振祥是个标准的北京“的哥”。可是，他长期以来最关心的既不是油价、“份儿钱”，也不是交通状况或乘客多少，而是华北的干旱问题。
至今，刘振祥保持着一些特殊的“拉活”习惯：不管路程多么远、交通和道路状况多么差，只要有助于顺便考察水情，他都特别乐意跑这样的活；如果去远郊区县有山有水、有考察价值的地方，他尽可能走不同的路线回来，为的是多看一些情况；遇有大雨，他常常下车，蹲在田间地头，观察雨水流量和走势；碰上爱聊天的乘客，聊起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华北水问题上扯……
更令人有些称奇的是，总共读过8年书的刘振祥，居然在两年内用业余时间写成一篇洋洋13000多字、题为《解密华北地区及中国干旱之原因》的“论文”。
“诗曰：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观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解密华北地区及中国干旱之原因》是这样开头的。刘振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传子孙李约观看农民求雨的一个场面。反映农民与达官贵人关于水的矛盾。
相对而言，文章的初稿开头比这“狠”多了。刘振祥用的是：“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刘振祥说，“70年前是日本人打到华北，形势危急；现在是华北地区旱情越来越严重，形势同样危急。”
最近一段日子，刘振祥正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传播他的有关观点。
刘振祥究竟发现了什么？
对华北干旱原因的判断
“这10年来，北京地区的水越来越少。”刘振祥说。
刘振祥老家在北京密云，就住在密云水库边上。这个北京“水盆”修建的第二年，刘振祥出生。他记得他们家离水库很近：水多年份，离水1公里；水少年份，离水20公里。水量5年一涨，5年一落，10年一周期，很有规律。
“1996年到现在的10年，规律没了，眼瞅着水量越来越少。虽然不同年份也有波动，但水量再没超过历史上最多的年份。”刘振祥说。
刘振祥觉得，华北干旱的直接原因，就是雨水越来越少。他看到资料上说，原先华北平原年降雨量有的地区可达700－800毫米，而从1997年至2005年，北京年均降雨量只有466毫米。他想知道，那233毫米的雨水究竟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萦绕在刘振祥脑子里许多年，终于，2003年，在青藏高原上，他“顿悟”了：
那期间，刘振祥停了一段出租车工作，去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给人家帮忙，为当地群众搞引水工程。就是在山里找泉眼，然后通过管子将泉水引到山下蓄水池，再通到居民家里。那是个极度干旱的高原地区。刘振祥记得有个顺口溜形容当地的情况——山上不长草，房上能赛跑，女人不洗澡。
“有一天，看着从山上一路接下来的引水管，我突然想到：地下没有水是因为天上不下雨；反过来，天上不下雨又是因为地下没有水，不能提供足够的、供蒸发用的水面和水量。这是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如古语所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高原地区的水都向东流下去，地面上存不住水，雨自然也就少了。”
刘振祥认为，尽管在理论上，作为平原，华北地区应当留得住水，但由于一些人为活动的影响，情况也变得同样糟糕。
他所指的人为活动主要是农业学大寨期间“发扬战天斗地精神”，移山填湖、拉直河道、平整土地等行为。刘振祥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０年代末期，在“向高山要粮，向湖泊要粮”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感召下，小小年纪的他顶着寒风帮父亲参加集体平整土地劳动的场景。
“结果弄得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留不住雨水，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众多湖泊、水塘被填平，大地像玻璃一样，也存不住水；河道被截弯取直，下雨时，雨水在最短时间流入大江大河大海。”刘振祥说，“地面存不住水才是华北地区降雨量减少，旱情日趋严重的真正原因。”
基于这一认识，刘振祥对北京大小水库的负作用也做了解读：水库把水闸死，下游河道缺水，整个流域水面、水量减少，供蒸发的水量不足，影响局地气候，致使雨水减少，旱情加剧。
刘振祥的解决方案
概括起来，刘振祥关于华北干旱问题的解决方案有三条：一是封山育林，涵养水源；二是水库适当给下游放水，持续增补地下水；三是“水囤积”，即在下游广大土地上，因地制宜地造出一些湿地、沼泽、池塘，增加区域水体面积，以供旱时灌溉，平时蒸发。
这几条建议其实说的是一个中心意思，就是尽可能让地面多留住一些水。
刘振祥的直觉是，降雨量和地面水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前，北京的近郊比如安贞桥一带、三里屯往东都是大水塘、芦苇荡，那时候天气就没现在这么旱。”
相对来说，刘振祥最推崇自己的“水囤积”建议：在每个村庄低洼处挖出大小不同的坑塘，把人们用过的剩水、废水储存起来；在大田边角处、结合处挖一些小池塘，把附近河水抽进来一些；在公路沿线沟渠附近的低洼地带，造出一些人工水塘，以积存雨水。“在大地上制造出数以千计、星罗棋布的池塘、沼泽、湿地。”刘振祥说，“如果把大地比喻成一个人，河流就是大地的血管，星罗棋布的池塘就是大地的穴脉。”
刘振祥甚至对这些工程的投资和回报做了测算：
要是注意因地制宜、节约利用的话，在华北五省搞试点，每个省总投入不会超过１亿元；而工程完成后的不长时间，华北地区夏季最高温度可降低３度，年平均气温可降低２度，“５年后可撤掉７０％的空气加湿器，１０年后华北地区的城市将成为宜居地区”。
刘振祥没有给出这些量化测算的依据，“不是我给不给得出来的问题，只要按我说的方法去做，就肯定会有效果！”
有意思的是，这个北京“的哥”的经验与直觉，居然在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世界报告２００６——中国与印度》里有呼应。该报告“保护淡水生态系统”一章里说，农村社区可以蓄积原本会从大地流失的一部分雨水，以便在干旱时期灌溉作物。方法主要是将雨水引入水塘、浅层地下蓄水层或其他囤水处。这些“水囤积”技术不仅能提高收成，还可以预防庄稼在干旱年份绝收。
不过，世界报告的结论与刘振祥的观点有所区别：它并没有认为水囤积能给局地气候带来什么影响。
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
“刘师傅的观点，感性、定性看是有道理的，定量分析没人做过；他的‘水囤积’建议，理论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实践起来有很多困难。”绿家园自愿者、长期关注和研究华北水问题的张峻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最近一段时间，张峻峰一有空闲就去北京周边看水，回来后琢磨水。他试图运用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去探究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
在北京农业大学接受过环保专业系统教育的张峻峰认为，华北干旱的根本原因，是６５００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形成造山运动，从而４７００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开始隆起，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印度洋上吹来的暖湿气流。因此，干旱的根本原因不是人为的。
“不过，正如刘师傅所说，‘学大寨’等人类的破坏性活动，比如砍树毁草、移山填湖、平地截河等，大大加快了干旱化的进度。”张峻峰运用电子领域的阻尼系数概念来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说，“人类活动及对能源的过度使用，使自然系统熵值增加，阻尼系数降低。简单说，阻尼系数降低意味着系统抗拒外界扰动的能力降低，因而，星系运动等外力作用于地球而带来的自然现象（对人类而言是自然灾害）会越来越频繁和强烈。”
反过来说，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必然有利于增加阻尼系数，改变局地气候。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相对没有水域的地区，水库周边的气候稳定性更强，比如温差会小得多；另一个现象是，市区的天气变化往往比郊区还要复杂，也是因为市区人类活动更多，对自然改变更多，因而系统阻尼系数要小于郊区。
“刘师傅所谓‘水囤积’的建议，可以理解为在广大华北地区形成众多小的‘水库环境’。那么，整个地区的阻尼系数肯定增大。”张峻峰说。
不过，张峻峰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定性判断。能不能定量研究，比如在什么地形的多大范围内，水域面积占百分之多少时，就能改变气候到什么程度？张峻峰说，据他所知，至今没有哪家机构或什么人做过这种研究。
与此同时，刘振祥所建议的“水囤积”工程，实施起来可能意味着又一场全民运动，“学大寨”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眼下试图通过搞运动形式纠正历史上搞运动所犯下的错误，既没有现实可行性，本身也是个悖论。
再说，果真搞成星罗棋布的水塘、沼泽、湿地，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也很难说，比如涝灾、蚊虫、农村环境卫生、孩子们的安全等等。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保人士说，刘振祥的行为及“理论”，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为环保问题，一个农民“的哥”撰写论文、四方奔走，既说明民间人士环保意识的空前提高，也表明环境形势的日趋严峻，更折射出我们国家科学体系、决策体系的诸多问题。这些才是更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