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文雅 北京报道
每天下班后回到望京新城，北京人宋清常有种踏上了韩国土地的错觉。街两边是韩文招牌的餐馆、服装店和便利店，迎面是一张张打着韩国烙印的面孔，连耳边听到的相互寒暄都是韩国话。“简直是首尔的一个翻版。”她说。
哪怕是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韩国人，照样可以在望京活得有滋有味。这里的社区商店都聘用朝鲜族店员，而家庭旅馆每天房费只需150-200元人民币，包括一日三餐和洗衣服务，一些额外的服务如朝鲜族保姆、送餐、机场接送等也是应有尽有。家里的电视机能收看到韩国的卫星电视台，韩国人办的学校、医院、美容美发店、健身房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都在十分钟步行距离之内。
宋清家对面的一座楼有个韩国人开的家庭旅馆。两年前的一天，她刚搬到望京，家里来了客人，就照着旅馆招牌上写的号码打了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柔和的女声，但讲的是她听不懂的韩国话。宋清就用汉语告诉对方她想订房。电话那头先是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听扑懂！”
在那个瞬间，她有点怀疑自己是否“梦里不知身是客”——看起来韩国人比自己更像这个社区的主人。
巧的是，没过几天，偶然的机会让她结识了那个家庭旅馆的女主人。她叫李香淑，丈夫在老家亲戚的带动下，2002年来北京做生意，后来开办旅馆有了稳定的客源，干脆把妻儿接过来，一起帮衬这里的生活。
像李香淑这样来中国工作和生活的韩国人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他们很快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起了自成体系的“韩国城”，望京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据中国社科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透露，北京目前总共有5-7万韩国人，光望京地区就有3-3.5万人。
这股“中国热”始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方兴未艾。在所有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中，大约有2/3是韩国人。半数韩国企业和中国有密切关系，或者在中国建工厂，或者在中国卖产品。一般来说，韩国企业会把中国办事处设在北京，在青岛、天津等离韩国更近的沿海城市建立工厂。这几年，汉语能力的考核在韩国大企业面试中越来越普遍。
随着来华的韩国工业企业立稳脚跟，满足当地韩国人需求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在望京，专门做紫菜包饭的韩式餐厅、韩国本土最大的连锁蛋糕店、专卖进口韩国品牌的服装城、韩国人开的医院雨后春笋般出现。李香淑说，由于韩国网络信息发达，中国哪个地方什么产品供应短缺，哪里有新的商机，都有最新情报，动作快的韩国人会立即整理行装，前往现场查探。在亦庄，几家韩国企业进驻还不到半年，一个像模像样的韩国村就已初具雏形。
“几乎每个韩国有钱人都在中国买房子。”为韩国公司做中国房地产投资形势分析的金俊尚先生说。据他透露，韩国国内的房地产法律修改后，在韩国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征收的相关保有和流通税收加倍。于是很多韩国家庭出售了自己在本国的房产，转而在中国和美国购买住宅。
望京西园四区、三区70%左右的业主是韩国人。除此之外，北京的各个高档住宅社区中均可看见韩国客户的身影。近几年，韩国人逐渐从望京西园四区迁入附近的宝星园等新兴社区，对买房较早的韩国人来说，房地产投资是一笔最简单、最没有风险的生意。“望京西园四区的房价涨了很多，韩国人最初以50万元价格买下来的房子现在的市场价已经攀升到150万元。抛掉原来的一套房子，在一些新兴社区可以买两套房子。很多人靠这个赚到了钱。”金俊尚说。
“望京之于北京的韩国人，如同唐人街之于纽约、洛杉矶等城市的中国人。”韩国一家企业的外派驻华人员尹光浩说，“除了空气质量和交通拥堵，在北京的生活比在首尔舒适多了。”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可以天天喝啤酒。”金俊尚说，韩国的物价水平很高，超市里卖的啤酒每瓶折合人民币大约15元，而在餐厅里要卖25-50元。等他来到中国一看超市里日用品，尤其是啤酒、肉和水果的价格标签，不禁心花怒放。刚开始，他天天吃肉，直到吃腻了为止。
金俊尚认为中国城市的男人相对幸福。“韩国男人最危险的年龄是40岁，到这个年龄因为心脏病或脑血管破裂突然死去的人很多。因为工作压力大，一般韩国男人都是早上八九点钟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接下来还要陪客户喝酒应酬，凌晨一两点回家。第二天早上七点起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六个小时。”
来到北京以后，金俊尚发现职业妇女很普遍，而且企业员工看老板脸色的情况没那么普遍。他身边的很多朋友爱上了中国女孩，这个月又有一对要办跨国婚礼的新人。“两个年轻人的沟通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金俊尚说，在北京生活的中韩跨国家庭很多也“入乡随俗”地适应了中国的传统，女方在结婚后继续工作。
比起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来华韩国人有一个突出的优势——有兼通朝鲜语和汉语的朝鲜族人充当翻译。清华建筑工程系毕业的朝鲜族人崔春爱在2004年大学毕业时，没有去专业对口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而是在望京租了房子，一心为韩国人做起了家教。当时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认为一个清华毕业生去做家教是件丢份的事。但是现在，她不仅办起了自己的家教小班，还和自己的清华师兄办了国际学校，她自己负责拓展攻读清华、北大的韩国留学生的培训市场。崔春爱庆幸自己当时的执著，相比至少要熬过一年的亏损期的培训学校，她的国际学校刚刚成立7个月，已经利润可观。和崔春爱一样幸运的朝鲜族人还有很多，在望京的南湖综合市场，开韩国食品店和便利店的朝鲜族人占到了90%左右。在北京的朝鲜族人有30万，很多朝鲜族人凭着语言优势找到了生财之道。
生活在这样一个“村落”，宋清觉得自己的心态有点矛盾，“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应该是有容纳外国人的胸怀的。但也许是北京变化得太快了，我还不太适应这种满地韩语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