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看了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的报道 ，我不由得哑然失笑：要维护富人和精英的利益，也得有点新创意，总是玩这种“稻草人诡辩术”，也未免太老套了吧？
所谓“稻草人诡辩术”，是辩论时常用的一种战术。基本做法是把一个明显荒谬的观点强安在辩论对手头上，然后再煞有介事地进行批驳。在我看来，遭到郑先生痛扁的“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就是这样一个稻草人。因为对中国的国情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就让中国的福利制度“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是很不现实的，郑先生把这个稻草人竖起来之后，就轻而易举地将所有主张建立向底层民众倾斜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人，划入主张“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的那一类，使之漫画化。他自己可以批得振振有辞，别人就只能三缄其口了。
不过，虽然不能“看齐”，但借鉴总归是没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吗？以我之孤陋寡闻也知道，无论是哪个西方经济学流派，没有谁主张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相反，他们都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公共福利。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更认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他是这样推理的：同样一个单位的货币，对一个大腹便便的富人的福利可能是1，对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来说福利可能就是100。因此如果将这些货币转移到穷人手里，两相抵消，则社会的总福利将增加99。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庇古甚至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当然，我们不可能采取“收入均等化”这样“极端”的政策，但我们难道不能从庇古的理论当中获得一些启发吗？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假如我们也承认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社会的总福利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征收累进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小小地降低一点富人的福利，大大地增加社会的总福利呢？这样的政策，如何能够被贴上“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的标签而被否定呢？
郑先生认为中国在福利制度方面不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西方福利制度教训多”，自己也在改革。但我觉得郑先生刻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区别：如果说西方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是“从摇篮到坟墓”，因为过于完备而使财政不堪重负的话，那么中国福利制度的问题则是过于简陋，很大一部分人还不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很多地方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都做不到。中国和西方的福利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正在削减福利不能成为中国不提供福利的理由，这正好比别人需要吃减肥药，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摄取必要的营养的理由一样。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郑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一般来说，中国的某些精英们总是惟西方的马首是瞻的，“与国际接轨”就是他们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因此郑先生这次高调反对向西方看齐，就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但这些年看得多了，我也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即凡是有利于精英和强势阶层自己的政策，诸如MBO、XX产业化等，他们就主张“接轨”；凡是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政策，如最低工资、全民低保等，他们就主张“国情特殊”，不能“接轨”了。郑先生这次的精彩表演，不过是再次验证了我这个印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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