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亚
笔者原以为自己是个“三国”通呢，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就读过三遍《三国演义》。自收看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的《品三国》后，我的“自以为”便大打折扣。易中天那“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的妙说，紧紧地吸引了我，几乎一集不落地每天准时收看，受到了新的启发，得到了新的收获。
易中天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的观众？关键是《品三国》的故事性、悬念性，以及人物的矛盾冲突。另外，他还运用了修辞学中的许多修辞手法，比如“移时”之类，使他的语言风趣、幽默，令观众常常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大笑。这都增加了易中天的艺术魅力。
何谓“移时”？“移时”就是在表达过程中，故意将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把当今出现或存在的事物移至以往的时代，抑或是把以往时代存在的事物移至当今。“移时”的修辞效果是：显示情态的可笑，使语言生动有趣，给人以深刻印象。
比如，在评说“空城计”时，易中天说，诸葛亮在城头上，大唱“卡拉ＯＫ”……还说，诸葛亮出山时，“二十六岁，身高一米八四”，“容貌甚伟”，是个“帅哥”。再比如，“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可惜缺一个能干的ＣＥＯ，搞不清自己的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因此生意做得平平淡淡，一直没有起色。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可以让企业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但自己没有公司，也不想当老板，难怪他们一拍即合”……“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做绩优股”。再比如，说到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易中天说他是“京都地区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当曹操做“议郎”时，易中天说他是个“调研员”……在郭嘉眼里，曹操是个“好老板”，在诸葛亮眼里，刘备是个“好老板”……
“故意将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并不是易中天的“专利”，在他以前，就有人运用过这种修辞手法，比如，著名学者、杂文家柏杨先生，在他那五十六册《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中，这种“移时”手法，俯拾皆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柏杨称司徒王允是“高级知识分子”，“当上了中央领导人”。说曹操是“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曹嵩”的儿子。当“刘协（汉献帝）任命曹操为京都卫戍总司令（司隶校尉），主管宫廷机要（录尚书事）”后，“遂诛杀宫廷秘书（尚书）冯硕”。还说曹操让荀攸担任“宫廷秘书”，后又让他担任“总参谋长”，还推荐郭嘉做“最高监察府主任监察官（司空祭酒）”……还有某某曾担任过“国务院教育部长”……
然而，想不到是的，某些学者，收看《品三国》后，居然指责“移时”手法“很容易误导读者”，“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知”。还说，老板与雇工“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不仅不贴切，还把历史庸俗化了”。还指责易中天，把刘表之死，说成是“见上帝去了”，“也是不妥的，甚至流于粗俗、粗鄙”（见8月16日《广州日报）……
这种批评、指责，是缺乏理性的。什么是修辞学？作者们为什么喜欢运用比喻、夸张、拟人以及“移时”这些修辞手法？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说过，消极修辞（指语法）是为了把文章写得字通句顺，不出病句；积极修辞（指比喻、拟人、移时等），则是为了把文章写得形象、生动、感人、吸引读者。
由此可见易中天的“移时”，不是庸俗，更不是粗鄙，而是通俗、生动、引人入胜。这也可能是形成易中天热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