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子深处发现了一座很有规模的五星级酒楼——华膳园大酒楼
□一个“农民无土地、转工无工作、投资无资金”的“三无乡”，只用了两年时间，一跃成为北京市“十富乡镇”
■本报记者尚志新张巧平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采访时发现，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十富乡镇”的高碑店乡，2002年全乡的可支配资金才只有8万元。仅仅经过了3年时间，这个乡的可支配资金竟达到了1．2亿多元。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自1992年开始，由于首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拆迁面积不断扩大，高碑店乡的经济支柱——乡村企业被拆迁殆尽。尤其是2002年的五环路建设，拆掉了高碑店乡最后一批较大规模的企业。那一年，是高碑店乡最艰难的时期，全乡的可支配资金仅剩下8万元，而需要支出的费用却是1000多万元。同时，由于较大规模的企业都被拆掉了，再加上农转工后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又回到乡村的劳动力，急需安置的人员达到8000多人。
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难倒高碑店乡人。从2003年开始，高碑店乡通过改造环境、放水养鱼、打造传统文化产业、清理不合理用地、进行资源整合、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最大化地转化为经济价值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但有效地控制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还在文化产业的带动下，使全乡经济迅速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2005年全乡完成经济总收入5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32％；利润总额3．1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01％；可支配资金从2002年的8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8000万元。截止到2006年6月底，集体经济拥有可支配资金高达1．2亿元。2005年，高碑店乡被北京市评为“北京十富乡镇”。
是什么原因使高碑店乡在短短3年时间里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高碑店乡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采访。
国家建设占地，乡村集体经济遭遇困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高碑店乡的乡村集体企业曾一度兴盛，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属企业不断被拆迁，依靠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逐渐减少。
从1992年以后，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像污水处理厂、五环路、京通快速路、高压线路等项目陆续征用了高碑店乡10692．4亩耕地和绝大部分的乡、村企业用地，由此导致16519名农民失去土地，10765人由“农转工安排工作”或“农转工自谋职业”变成居民。记者在一份北京市规划委2001年做出的《高碑店乡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看到：高碑店乡共有土地10732亩，其中国家规划绿化用地用去8519亩，占到近80％，仅剩余二成的土地用于乡里住宅和产业开发用地。
高碑店乡副乡长马玉才告诉记者：自从耕地被全部征用后，剩下的乡、村企业用地又多数被规划成了绿地，原有乡镇企业拆迁后，新规划的763亩产业用地严重不足。同时，按有关政策规定，绿化隔离地区企业拆迁仅按企业资产原值的1／10补偿，这点补偿根本无法完成拆迁企业的迁建、改造和恢复生产的任务，作为高碑店乡经济支柱的集体企业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当地的集体企业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后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据2002年底统计数据显示，高碑店乡农民、农转工自谋职业加城镇下岗失业三种类型的失业人员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而其中多数由于受年龄、文化因素影响，重新就业能力较差，当时仅有4％的人具有较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些人没有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无土地、无工作、无保险的“三无”人员。
集体经济的急剧萎缩和失业人口负担的增大，使得当地的财政状况一时间入不敷出。其中大量农民转居后，其医疗、养老、就业等生活和福利问题仍要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补贴，仅为退休的农转居人员负担的生活费、医疗费每年就达500多万元，还有绿化、保洁、垃圾清运、治安联防等许多社会管理事务依然要由乡村集体负担，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约700－800万元。
接受采访的高碑店乡党委调研员方志新告诉记者：“2002年11月份，正赶上新书记上任，一看，全乡可支配的资金就剩下8万元，等着花的钱却要1000多万，还有8000多人在那儿等着安排工作，当时乡财政真正能够装进口袋里的、能够动用的，只有土地租金这点钱，可是就连这点钱当时都收不上来，那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下力气整合资源，铲除“寄生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原来的高碑店乡地处城乡结合部，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把一些闲置的非农土地以租赁或合作的方式进行经营，在首都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土地的租赁者有相当一批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费用，有些甚至几经易手，最后没人交钱了。那段时间，乡、村两级管理者要全力协助完成占地拆迁、劳动力安置等复杂的工作，没有充足的精力打理这些事务，再加上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滋生了一批靠着集体土地资源生财的“寄生虫”。
高碑店乡经委主任王道洪告诉记者：当时在清查土地租赁合同时发现，有大量的集体土地处于有人使用、没人交钱的局面，一大批租赁合同中有许多是“零收益”。而且由于廉价的地租和管理的薄弱，导致了大量的非法小作坊藏匿其中，由此带来严重的治安和环境卫生问题，给当地的投资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王道洪说，他曾经接待过很多知名的企业投资者，结果在看到当地乌烟瘴气的环境之后，都一去不返了。
要靠这些有限的土地资源解决全乡老百姓的生存、发展问题，必须向这些“寄生虫”开刀，因为有他们在，不光是土地价值得不到体现，还破坏环境、影响发展。这是2003年初高碑店乡党委会的一致意见。王道洪告诉记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首先把视线瞄准了一批多年不按时缴纳租金的企业，依照合同约定，向它们催缴土地租金；同时，对一些只占不用的租赁企业，和无法给地区带来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企业，依据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将集体土地收回。
在清理合同的时候，发现一块近20亩的土地在租赁的6年当中没有上缴过一分钱。按照合同，这个地方是要搞木材加工的，但是租赁者却私搭乱建了一些棚子，反租给了几百名民工住。乡里找该租赁者要租金就是不给，电话也不接，最后发律师函给他们，还是不理。后来没办法，只好强行把他们清出。清理之后，这块地方出租给了一个餐饮企业，获得了几十万元租金；他们还自己花了100多万元治理了一条长几百米的臭水沟；同时还解决了100多人的就业。还有一块地，也有建筑物，一年交给乡里100万元，个人拿到以后以280万元的价格租给另外一个企业，一年往自己口袋装180万元，把这个协议解除后，集体直接签协议，收益都进入了乡财政。
对于问题合同的整治在该乡的几个村也全面推广开来。北花园村党总支副书记许秀翠向记者介绍：“京通路南面有片周转房，长期居住着一些外来流动人口，租金、水电费都不交。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工作让他们搬走了，进驻了一家大型汽车销售企业，现在年租金近60万元，同时还安排村里近30个人就业。”
记者在高井村采访时发现，集体经济改制效应在当地方的经济指数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全村的总收入从2004年的49426万元，急剧上升到2005年的129140万元，涨幅为132％。
高碑店乡经管办还发现，1994年，乡政府曾经与某个人合资110万元注册了一家企业，经过10年的经营，这家企业的净资产已经达到数千万元，却仅在2003年给乡里上缴过95万元。
王道洪告诉记者，面对这一问题，高碑店乡提出了将现有的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并决定不再做任何项目的投资。乡政府随后对这一企业进行了改制，将当年乡政府投资的地上建筑物收回，然后将这片土地和房产租赁给企业，企业每年上缴给乡里280万元，此外，通过股权转企业向乡里上缴750万元，分5年付清，每年150万元。
以前这些集体企业都是集体管理，效益一直不太好，占用了集体的资源，集体的收入却很少，改制以后，同样还是这些企业，还是这些人进行管理，集体的收入却增长了好几十倍。通过2003年一系列的治理整顿，高碑店的集体经济真是绝处逢生了。
王道洪还告诉记者，由于债权不清，一些土地租赁企业长期寄生在乡集体经济上，想要把他们剥离下来需要面对重重阻力，“当时很多说情的电话就直接打到了乡党委书记张富生的办公室，但是他自始至终也没有给我们操作部门打过一个说情的电话”。
“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很多人？”记者找到了张富生，并向他发问。“当然会，可是没有办法，我们高碑店就剩这么一点土地了，只能是‘寸土必争，寸利必争’，要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公平、公正，只要有一个说情成功的，下面的工作都会受影响。我们做这些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回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畏惧，要敢于出招，我们相信邪不压正，作为老百姓的当家人，就是要为民争利。”张富生态度坚决地说。
治理环境，培育新产业
在给“寄生虫”动手术的同时，高碑店乡还在发展产业方面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高碑店村党总支书记支芬告诉记者：“2003年初，张富生书记来村里调研，我们把准备将村里几个古家具加工点发展成产业的想法向张书记做了汇报。张书记听了以后非常感兴趣，马上进行实地考察。到那儿一看，一条小窄路，两边都是私搭乱建的棚子，路两边的污水沟臭气熏天。当时就定下来从其他地方借100万元给我们治理环境，用良好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商户，把老百姓的房子变成经营性资产。”
“有了这100万垫底，我们在党总支的带领下，全村都动员起来了，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拆除了村里和通惠灌渠边的违章建筑，迁走了300多座坟头”，高碑店村党总支副书记褚连清告诉记者，他们对环境治理之后又首创了定时定点倒垃圾制度，现在高碑店村的街道上如果有一片废纸，过不了一会儿就会被路过的村民拣起来，平时的卫生比以前有活动的时候都干净。高碑店村的古家具商户从环境治理前的10多户增加到现在的400多户，还在2005年12月2日被北京市商务局命名为“北京市特色商业街”。
随着商户数量的增加，高碑店村的房租价格快速提升。村民师玉霞告诉记者：他们家的四间房，在2003年以前每年的房租是6000元，环境治理后变成铺面房，涨到26000元了，去年新装修了一下，一年租金就收入45000元。
记者在高碑店村采访时，在村子深处发现了一座很有规模的五星级酒楼——华膳园大酒楼和占地80亩的华夏民俗文化园。村党总支副书记褚连清告诉记者，这片土地在开发前是一座荒弃了几十年的垃圾山，现在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100多万元的收入。
在高碑店村一系列环境整治工作取得成功后，乡党委、乡政府马上在全乡推广。2004年，高井村对辖区的青年沟进行了治理；八里庄、半壁店、北花园村也相继对辖区内的污水沟进行了治理。拆除违章、“以树代墓”、定时定点倾倒垃圾等环境整治活动也在全乡范围内陆续开展。
高井村党总支书记庄虔春告诉记者：“以前我们这个村子里做生意的全是收破烂儿的、卖白灰膏的，通过环境整治，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打造国际传媒产业基地的项目已经开始启动。”
在发展环境最为恶劣的半壁店村，记者看到，通过改善环境，该村目前已经打造出了ＣＥＤ文化园、物流等产业集群；八里庄村环境整治后引进了大型商贸企业，已经成为了京东地区的重要商业圈；北花园村环境治理使集体土地迅速升值，经济收入从2003年的300万元上涨到2005年的1000万元。
服务企业，力求经济持续发展
高碑店乡在通过改善环境打造产业的同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如何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张富生认为，企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大产值，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在内部挖潜上下功夫，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治理环境，做好服务，创造更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通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高碑店乡从2003年开始第一次转变了全乡经济会议的形式。一改过去乡里几大集体企业在会上报数字的形式，而是每年邀请地区内包括非公企业在内的40多家重点企业、规模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改汇报为座谈，让企业家给政府的各项事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特别是针对政府在服务中不完善的地方提出建议。
不仅如此，各村还在乡里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特点成立了企业协会。例如，高碑店村成立了古典家具协会，为企业规范经营、健康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外，协会是驻地企业的代言人，保护企业、商户的合法权益，改变了一盘散沙式的经营状态，避免自相竞价、恶性竞争，同时也保障了客户的利益。高碑店村商户赵小贝告诉记者：“协会成立以后，我们有些商品用集装箱拉走了，或者在国外办展览了，出现商业上的纠纷，商会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大家有一个组织，心里安定了。另外，如果在这条街发生了客户和商户之间的纠纷，商会还可以出面调解这个事，不能让消费者吃亏。”
对内，商会成了驻地企业与乡政府、村两委和村民及时沟通的纽带。很多事情看似小事，但解决了实际问题，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华膳园大酒楼董事长陈景华女士告诉记者，她最初前来考察项目时心里没底，觉得这么偏的地方能开酒楼吗？后来通过交流，感到高碑店乡的领导关于地区的发展思路很科学，而且是在快速推进，同时看到村党总支、村委会对驻地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虽然当时经营环境还不是很好，但是感觉用不了几年这里一定会兴旺起来的。“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扩大经营面积，预计明年5月份可以投入使用，到那时，总面积将达到28000平方米。”
古家具商户孙丙胜告诉记者，这条街的兴起是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很乱，北边的这条小河过去是臭水，整治后是活水长流，过去马路很乱，现在铺上方砖，有路灯了，种上了树。有些时候电路或者自来水管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来修了。还有治安方面，每天24小时街上都有巡逻的。总之，大家云集到这里来，证明这里有经济生机，今后有发展的余地，把钱都投资到高碑店，肯定放心。”孙丙胜还告诉记者：“我们想不到的问题政府都能给我们想到，乡里的张书记说了，我们的古典家具是带有历史印迹的，当它被注入一种文化内涵的时候就是一种鉴赏品、收藏品，而购买者买家具的过程也就是体验文化的过程、读一部历史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实用性。老的是收藏品，新的是精品，所以，境外订货的人从纵向来比也增加了很多。”
古家具商户权莉莉告诉记者：“有一次周末我在杭州出差，公司这边给我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全停了，我就特别着急，就给支芬书记发了一条信息，我没想到书记立刻把电话给我打回来询问，赶紧给我解决，没过十分钟电全部来了。我们还通过张书记的指导对销售员进行了一些培训，比如历史文化、家具内涵等各个方面，从区域的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都在不断地灌输，也同时灌输给客人。所以，在我们经商的时候不仅仅有经济收入，觉得在精神层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尤其是能把文化、民俗的东西在销售的同时传播给外国人，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对我们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也能吸引客人源源不断地到这边来。”
记者在北花园工业区采访时了解到，由于一家企业每天都有大型集装箱通过，该村投资200多万元将村里的一条1957年建成的窄桥进行了改造。
高井村党总支副书记果屹娜告诉记者：现在村子、村民和企业成为一家人了，每个企业都有每个企业的需要和资源，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将这种资源的利用实现最大化。协会成立以后，老板之间也经常相互交流，这种氛围特别好。后来他们提出要为地区做些事情，把白家楼的那条沟治理了，总共投入了将近130多万元；本田专卖店的吴总看到村里修了一条路，就投资装了路灯。
谭志刚在高碑店乡已经做了很多年生意，对于政府的这种转变，他感触颇多：“以前政府对我们这些民营企业是不管不问的，老百姓也认为我们企业只是来赚钱的，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也多半是一门心思做自己的生意，保证上缴税费租金就完了。可是现在政府能让我们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活动当中来，我们也感觉自己是地方的一分子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好了，我们也愿意为地方多做些贡献”。就这样，由于乡里和村里对企业的爱护，使得村子、村民和企业成为了一家人。
用3年时间打造三大产业
高碑店乡利用文化资源优势，提出了发展民俗文化、传媒文化和时尚文化三大产业的构想，通过对大环境的打造，不仅使这个乡的集体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还增加了许多就业岗位。
在集体经济转制的带动下，高碑店乡的产业结构顺利地实现了调整。在高碑店乡2006年初的一份经济统计数据中记者看到：2005年，高碑店乡一跃成为北京十富乡镇。三产增长幅度首次超过二产，同比增长115％，一、二、三产比重从2002年的0．36７１．８８２７．７６调整为０５４４６。在文化产业的带动下，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经济总收入５４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长了１３２％；利润总额３．１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长了１０１％；可支配资金从２００２年的８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２亿元。在２００５年，人均收入１．９３万元，是２００２年的１．７１倍。
谈到高碑店乡未来的发展，党委书记张富生告诉记者：“高碑店乡有朝阳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再加上乡、村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依托当地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北京ＣＢＤ功能拓展区的建设，我们确立了以高碑店村为核心的民俗文化产业区、以高井村为核心的传媒文化产业区和以北花园村为核心的时尚文化产业区的发展格局，我们想，用３年左右的时间是能够打造成这三大产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