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劲
立秋刚过，西北农村便进入了收割大忙的季节。
甘肃张掖民乐县农民刘文喜一面向记者展示手中的《水权证》，一面细说着自家在水权改革前后的农业收益。改革前，他家有20亩地，年收入4000多元，他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因水荒而发愁；改革后，他家核定了16亩水权地，“法定”的供水量只有实际用水的40％，但是由于在政府指导下实行节水种田、调整种植结构，收入却年年增长，今年的收入预计将达8000元。
水权改革4年收入翻番，刘文喜的家境变迁折射出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甘肃张掖市水权改革的成果。困境：近三成耕地缺水
张掖市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段，曾是依靠发源于祁连山冰川雪山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水滋养的一片绿洲。10多年前，张掖以甘肃省5％的耕地，提供了全省35％的商品粮，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享有“金张掖”之美称。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过度开发耕地和人口膨胀，这里就不再是“风调雨顺”。
缺水，使张掖失去了“金色”的辉煌。2000年，张掖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25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近三成耕地缺水。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确定的黑河分水方案，从2001年开始，当黑河中游张掖的来水超过15.8亿立方米时，应向下游额济那旗泄水9.5亿立方米，以确保黑河地区的生态治理任务完成。这意味着张掖要再减少60万亩耕地的用水量，削减23％的用水总量。
分水之时，沿线的张掖百姓肃立黑河两岸，含泪看着河水向西北方向的内蒙古额济纳流去……张掖提前步入了一个水资源危机的时代！改革：水权量化到每户
这个干旱缺水、经济相对落后的塞外边城，能否率先建设“节水型社会”，实现自我拯救并为中国应对水资源危机提供经验？
2001年4月，水利部部长汪怒诚在张掖考察时提出了“水权改革”的概念。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宏观上进行总量控制，把水资源的使用权量化到每个地区、每家每户；在微观上实施定额指标，核定单位人口、灌溉面积的用水定额。同时，对总量和定额两套指标进行双控制，把水权落实到每个用水单元。从此，张掖从资源开发的工程治水转向资源管理的制度节水，在水量减少、用水量下降的同时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一张《水权证》给张掖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民用水者协会、凭票买水、水票交易、节水型农业等崭新的概念开始走进张掖农家。水，从抽象的“命根子”，变成了农民实实在在的“财产”和可以交易的特殊“商品”。
全市相继成立790多个“农民用水者协会”，参与水资源管理，协会成员由农民选举产生，接受村委会领导。“协会”负责将水权分至各农户，向农民出售水票，管理配套水利设施，处理农民用水交易纠纷。农民根据各自《水权使用证》标明的水量购买水票，用水时先交水票后放水。如果超额用水，需通过市场交易从水票节余者手中购买，价格由政府宏观指导，随行就市。受益：靠节水农业致富
张掖洪河灌区管理处处长张明说：“水权改革后，农民成为管水用水的主人，知道了个人的水量是多少，以水定种植结构。前些年，政府提倡农民种植节水作物，但由于水权不明确，很少有人响应，在农业灌溉中，大水漫灌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农民都非常自觉地选择了苜蓿草块、脱水蔬菜、番茄、啤酒麦芽、中草药等经济作物，并且通过大田改小、行灌等工程手段节约用水。几年的水权改革，农业用水量几乎被‘砍’掉了60％，不仅张掖没有倒下，张掖的农民也开始走上了致富路。”
目前，张掖市已形成了苜蓿草块、脱水蔬菜、番茄酱、啤酒麦芽、葡萄酿酒、农作物制种等10大龙头企业群体，带动全地区发展各类制种80万亩、优质牧草43万亩、精细蔬菜22万亩、中药材25万亩以及其它经济作物近10万亩。张掖市基本形成以“节水农业”为理念的新经济模式。
在张掖水权改革新政下受益的不仅仅是本地农村，全市通过节水每年能够向下游输水9亿多立方，6年来已经7次累计分水52.8亿立方，有效地缓解了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的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