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2日，有“加拿大默多克”之称的传媒大亨肯尼斯·汤姆森因心脏病发倒在办公桌上，平静地走完了83岁的人生。
回顾肯尼斯的一生，这个世界上第九大富豪、加拿大首富一直生活在矛盾中。行事低调的肯尼斯内心渴望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但父亲的光环却把他推上了传媒帝国继承者的位置。结果他“背叛”了父亲称霸报业的宏愿，大刀阔斧地改革了传媒帝国的半壁江山，打造出一个提供专业信息的“高端Google”。
经过30年的商界历练，当年的“小肯”最终获得了连父亲都望尘莫及的成功。
撰文：关筱毅
这是2006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6月早晨，肯尼斯·汤姆森(Kenneth Thomson)带着他最喜爱的一只宠物狗，来到了他位于多伦多汤姆森大楼5楼的办公室。如同过去几十年那样，他抬头欣赏悬挂于墙上、画着加拿大乡村风景的名画，这些他最引以为傲的收藏品正沐浴在晨光的照射下。在现代化的玻璃办公桌上，一个小而精致的象牙雕刻和一张他和孙女的合照安静地立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
肯尼斯从座位上站起来，想走向他秘书的办公室。然而来自心脏的一阵剧痛毫无预兆地袭击了他，他一下子倒在办公桌上，徒劳地挣扎了几下，就永远地安静下来。时钟指向了7时45分，这是他生命永远定格的时刻。
对于肯尼斯来说，安静地在这间他为之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公司的办公室里去世，也许就是人生最好的归宿。入主这里长达30年的时间，足以将他从一个脸色红润、健步如飞的中年人变得头发花白、老态龙钟；也足以让当年那个极度害羞、永远都像没有准备好的“小肯”，变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商界泰斗、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
父亲的遗产
从肯尼斯倒下的那一刻起，一个他早已拟定的接班人计划悄然启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公司即使没有了他的存在，也能在预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现在，传媒帝国的薪火相传到了家族的第三代——肯尼斯48岁的儿子大卫·汤姆森身上。
早在1975年出版的自传里，大卫那强势的祖父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如此写道：“大卫，我的孙子将会接掌我们的公司，而大卫的儿子也不例外。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除了财富还有责任。继肯尼斯以后的汤姆森男孩们，无论他们多么不愿意，也不能甩开这些责任。”而肯尼斯留给大卫的财富和责任，除了一个他几乎从来没有使用的世袭英国贵族头衔，还有196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和一个价值293亿美元、横跨北美的传媒帝国。
但这个传媒帝国却没有穿上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那样五彩缤纷的外衣，而是淡妆素裹，化身为世界上最低调的大型传媒集团。尽管靠报业起家，今日汤姆森公司除了被肯尼斯称为“皇冠上的明珠”的《环球邮报》以外，已经难觅任何报纸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高端的Google”，拥有Westlaw、First Call、Medstat等品牌的世界上最大信息服务业务，通过互联网向各类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金融家提供各种专业数据，收取高额的订阅费用。汤姆森公司同时经营学术出版业，出版多种教科书。尽管与电影、杂志、唱片这些耀眼的媒体相比，枯燥乏味的专业信息并无魅力可言，而汤姆森公司也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努力去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但它们不但带来了真正丰厚的利润，而且还摆脱了起伏不定的广告供应，即使在经济低迷的时期，也不会降低它们的销路。
在公司架构上，汤姆森公司与30年前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单一的架构演变成两个互相独立的控股公司。其中汤姆森公司是一家公开上市的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斯坦福市。而总部位于多伦多的Woodbridge投资公司则是非上市公司，由汤姆森家族控股70%，旗下再控股40%的贝尔环球媒体，后者拥有《环球邮报》和加拿大最大的商业电视网络CTV。这种公私并存、多重控股的公司架构无疑更稳固，大大地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有了这样周到的安排，初尝丧父之痛的大卫此刻感受到的经营压力比起他父亲肯尼斯在30年前所经历的肯定要轻松。
在父荫下成长
30年前，当肯尼斯从父亲罗伊手中接过权杖的时候，汤姆森公司更多地沾染了创始人的性格特点——勇于冒险、精明而充满了活力，一举囊括了英国和北美180家报纸，160本杂志，28个电台和电视台，并在油田开采和旅游业摩拳擦掌，亟待分一杯羹。
1923年9月1日，肯尼斯·汤姆森出生于多伦多。当肯尼斯两岁的时候，因为父亲经营的汽车零部件代理店倒闭了，被迫与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起举家搬迁到了渥太华。他的父亲罗伊总是表现出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百折不挠的创业激情。在成为汽车零部件代理商之前，这个理发匠之子曾经做过簿记员和农夫。但直到他来到了北湾，并买下了第一家收音机电台后，才真正走对了路子。
在肯尼斯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忙碌地奔波于城市之间寻找商机，把三个孩子留给妻子来照顾。即使偶然在家吃顿饭，也满脑子被生意经所占据。1937年，他们再一次举家搬迁到了多伦多。在这个深陷经济萧条的大城市里，肯尼斯第一次意识到，为了让他就读声名显赫的私立男校加拿大高级学院，父亲付出了多大的金钱代价。
肯尼斯毕业于1942年并随即因为二战的号召而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他被派往伦敦担任维修技工，随后成为了部队刊物的通讯员。战争结束后，肯尼斯留在英国直到在剑桥大学读完了经济和法律的双学士学位。当他在1947年回到多伦多的时候，等待他的是父亲无可抗拒的决定：“不，你不能成为律师，你必须学习经营家族生意——从最底层开始学起。”
于是肯尼斯被送去父亲收购而来的第一家小报当记者，然后是向客户兜售广告，最后成为报社经理。与此同时，罗伊的生意蒸蒸日上，并把重点开始向英国转移。当妻子在1954年去世后，罗伊搬去了伦敦，大肆收购当地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包括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让肯尼斯留守在加拿大的32家报纸。1964年，罗伊为了英国政府颁发的世袭贵族爵位“舰队街汤姆森男爵”而放弃了加拿大国籍。
当上世纪60年代北海探测到储量丰富的油田后，“机会主义者”罗伊在1971年决定往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里插上一脚。待上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后，汤姆森公司犹如被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罗伊随即开始向旅游、零售等领域扩张。
然而罗伊在1976年突然中风去世。尽管53岁的肯尼斯已经有了多年在英国和北美报业的管理经验，但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仍然直接由罗伊下达。这令肯尼斯感到顿失支柱，人生第一次，他必须在没有父亲搀扶的情况下独立行走。只是这一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可以走得那么远。
青出于蓝
的确，如果把肯尼斯在汤姆森公司长达30年的经营比作一段长征，那么他比父亲足足多走了近60倍的路程。与1976年时的5亿美元相比，汤姆森公司的资产增长了近60倍，达到了今天的293亿美元。仅去年一年，电子信息服务的收入就达到了87亿美元。当人们下意识地寻找隐藏在这个家族企业背后的财富发电机的时候，却发现结论异常简单：肯尼斯并不是一个人在走，而是有一个高效的团队在背后助他飞奔。
向职业经理人放权，这在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的罗伊看来，即使不是代表着子孙的不争气，至少也是能力不济的示弱表现。但事实上，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对管理的要求可能已经超越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能力。而就在罗伊生前大量收购英美报纸、对外扩张的同时，已经不知不觉地为集团将来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尽管上世纪80年代，汤姆森报业的利润率高达30%，远超其他竞争对手。但电视的风靡、发行量和读者人数的锐减再加上广告的下滑，注定了整个报业在不断地走下坡路。
肯尼斯显然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在他继位后不久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放手予一个经过他精心挑选的非家族成员经理团队，实现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肯尼斯让这些专业人士来掌管日常的管理工作，而他则对集团下的资产作战略性策划，决定将重点发展哪些资产，出售哪些资产。
1978年，早已年年亏损的《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爆发了一次不可调和的劳资纠纷，被迫停刊达一年之久。肯尼斯在1981年果断地将两家报纸以1400万英镑的亏本低价出售予澳大利亚传媒大亨默多克。这一次不愉快的投资经历，令肯尼斯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策略：第一，退出报业；第二，把投资重点从英国收缩到北美。
肯尼斯把公司总部从伦敦迁移到了多伦多，并开始将遍布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150家报纸出售。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隔十年，肯尼斯就会更换资产组合里的半壁江山，而每次出手的时机都令人叹为观止。1989年，肯尼斯将曾为集团带来丰厚利润的北海油田出手，不久油价暴跌。似乎是为了证明并不是运气的眷顾，9年后汤姆森旅游也在市值最高位时以20亿美元卖出。集团旗下的“哈得逊湾”百货公司的股份也几乎在同时被出售，而今天加拿大的零售业在面对沃尔玛和其他来势汹汹的美国入侵者时节节败退。
肯尼斯把出售资产所获得的资金用于向专业信息服务的转型。1996年，他以34亿美元收购了世界最大的法律书籍出版社西部出版公司，成为了集团业务转型的标志。接着肯尼斯不断地壮大法律、医药和金融资讯数据库，向华尔街和专业机构收取高额订阅费，与彭博通讯和路透社争食这个市场。结识肯尼斯34年之久的加拿大TD银行主席兼总裁查尔斯·贝利称：“汤姆森对投资哪些领域，具有非凡的判断力。此外，他非常善于使用人才，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
在肯尼斯的团队里面有为汤姆森父子服务达33年之久的律师托利父子，以及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现任Woodbridge投资公司的CEO贝提，也有会计师出身、10年前因收购西部出版社而加盟的现任汤姆森公司CEO兼总裁理查德·哈宁顿。肯尼斯总是以慈父般的老板形象出现：从不愿意批评下属，特别是在公开场合。相反，他总是给下属递送表示感谢的小纸条和贴心的礼物，告诉下属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出色，自己是如何为他们感到自豪。因此下属们都对他忠心耿耿，不少人都为他工作10年以上。
尽管肯尼斯在4年前正式宣布退休，把集团主席的位置传给了大卫，但他仍然在幕后与管理团队一起绘制了一幅让汤姆森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蓝图。作为一间立足于北美的公司，他们计划将电子信息服务业务延伸到欧洲甚至亚洲，而日本和中国将会是亚洲的第一站。
拒绝做富豪
传记作家纽曼在他的书中如此描述肯尼斯：“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并不享受生活，唯一令他开心的是收藏艺术品。”的确，作为全球第九大富豪，肯尼斯过着一种让别人难以想象的节俭生活，而财富对于他的唯一吸引力，似乎就是满足他对艺术品收藏的喜爱。
当那些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比他低几百位的人忙着为自己建造奢华的别墅，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的时候，肯尼斯却总是穿着廉价的衣服，亲自开着一辆旧车，乘坐飞机的经济舱。如果当地人碰巧在肯尼斯所住的街区附近碰到他，就会看到他像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市民那样手拿折扣券在杂货店选购食物。看见削价的汉堡包，他就一口气买了六个大食物袋，然后再穿着后跟磨损的鞋子慢慢提回家。肯尼斯的一个朋友回忆道，他曾经看见肯尼斯为了节省停车费，而在大雪纷飞的冬夜步行穿越几个街区奔赴晚宴。
在肯尼斯的脑海中深深地烙印着年幼时父亲辛苦创业、生活颠沛流离的日子，于是这个亿万富豪可以很坦然地说：“乱花钱是罪恶，创造财富才神圣。”
但就是这样一个“抠门”的人，在2002年时将多年收藏所得的2000件共计价值3亿美元的艺术藏品捐献给安大略省艺术馆，其中包括他在英国索斯比拍卖行以1.17亿加元(约合7700万美元)竞拍所得的世界最珍贵名画之一——佛兰德斯绘画大师鲁本斯的巨作《对无辜者的杀戮》。对于肯尼斯来说，好的作品只有与所有人分享，才更显其价值。于是，退休后的肯尼斯不时会在安大略省艺术馆里徘徊，观察参观者的神情。每当看到参观者脸上流露出赞叹，就是他最有满足感的时刻。此外，肯尼斯在每年平安夜那天的《环球邮报》头版上刊登一幅他所收藏的名画，作为送给读者的圣诞节贺卡。他特别偏爱加拿大本土乡村风景画家的作品，它们令他回忆起童年时代在乡村郊游、垂钓的日子。
如果没有父亲缔造的财富光环，肯尼斯也许只是一个热爱艺术，养狗为乐，享受节俭生活的平凡人。从商多年的肯尼斯仍然非常痛恨公司每年的年会。为了准备年会的发言，他必须在开会前用很长时间充分做好心理与精神的准备。他曾对纽曼说：“我更乐意别人不要关注我。通过默默的、安静的工作方式，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商人。”
有人说，不是肯尼斯去追逐金钱，而是金钱选择了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英国，我是舰队街男爵；但在加拿大，我只是平凡的肯。”
链接：肯尼斯和《环球邮报》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办报人：有的是为了揭露社会黑暗，捍卫新闻专业守则的理想主义者，有的是把报纸作为自己宣传工具的野心家，也有为了盈利而让版面冲斥着暴力、色情的纯粹商人。但即使是作为报人，肯尼斯仍然与他的圈子格格不入。
《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目前是汤姆森集团旗下唯一的报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环球报》，经过两次合并，在1936年才有了现在的报名。邮报的读者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如政府官员、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和驻加外交人员，发行量约为33万份，仅次于《多伦多星报》。从肯尼斯出售了所有报纸，单独留下《环球邮报》，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份加拿大发行量第二大的全国性报纸的确是情有独钟。这种感情源于他父亲罗伊早年收购《环球邮报》的失败，因此当肯尼斯最终在1980年通过收购邮报的母公司FP而将它收归囊中之时，他溺爱地称邮报为“皇冠上的明珠”并成为其最忠实的读者。
每天清晨连小鸟都没有起床的时候，肯尼斯就已经穿戴整齐，恭候报纸送到他家里。他以阅读邮报作为新一天的开端，每一个版面都不会遗漏。他会致电出版人或者编辑，告诉他们自己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听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例如，他会说第2版一篇关于狗的报道他读得津津有味，填字游戏里的一个错误会使人头脑混乱，读者来信或者评论文章里提出的问题令他苦恼。至于讣告，他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以此反映加拿大的社会现状。当然，他也会提出关于艺术品拍卖的报道应该更广泛、更准确。
肯尼斯偶尔也会打电话给邮报的记者。报道曲棍球的记者威廉·侯斯顿在上世纪80年代曾接到过老板的电话，说他看了侯斯顿写的一篇关于一个曲棍球运动员因为慢性背痛而被迫提早结束职业生涯的报道。肯尼斯诚恳地说他认识一个帮他太太治疗背痛的伦敦专家，请侯斯顿把专家的名字告诉那个运动员。如果运动员有需要，他可以预定诊断的时间。
侯斯顿回忆道：“肯尼斯的言谈非常谦虚，你绝对不能猜出你正在谈话的人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但这件事没有就此结束。那个曲棍球运动员并没有接受肯尼斯的美意。过了一段时间后，侯斯顿再次报道有另一个曲棍球运动员因背伤退出赛场。于是他再次接到肯尼斯的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一次这个曲棍球运动员果真去了伦敦接受治疗，而治疗期间肯尼斯让运动员住在他伦敦的家里。后来，这个运动员又再次上场比赛了，因此侯斯顿说：“是肯尼斯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
即使在生活中以“抠门”著称，但肯尼斯在《环球邮报》面对经营困难的时候却总是慷慨解囊，而且从不因经济压力而干涉《环球邮报》的编辑工作。当年他买入邮报后，曾遭到时任出版人罗伊·马格里的反对。有一天，肯尼斯步入马格里的办公室，问他：“我要如何帮助你，才能让邮报成为一份伟大的报纸呢？”马格里慢慢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的老板说希望他能把邮报变成一份全国性报纸。于是肯尼斯邀请马格里参加下一次的董事会议。马格里就在会上讲述了他的计划，会后还没有等他回到办公室，肯尼斯就打电话告诉他计划已经被通过了。
从此以后，马格里就不需在事前向肯尼斯汇报任何事。二十多年来，他把邮报改版，在世界各地开设驻外办公室，创刊杂志。“我从来没有接到电话跟我说：‘这件事情你必须先跟我商量。’”因为马格里出了名不喜欢体育，肯尼斯提议另外给他100万美元的经费来增强体育版的建设。但马格里回答说“如果有100万美元他会用到别的地方去”。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肯尼斯不但对员工宽容，而且也获得了竞争对手的敬佩。加拿大的另一名传媒大亨布莱克曾经是肯尼斯收购邮报时的竞争对手，但肯尼斯却把家传的一本讲述如何经营报纸的古书送给他作礼物。
在现今报业形势如此严峻的社会里，肯尼斯与邮报编辑的关系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环球邮报》对于肯尼斯而言，如同他珍藏多年的艺术品，既令他感到骄傲也需要他费神小心翼翼地保护，而保护加拿大的历史遗产一向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在悼词中如此评价肯尼斯：“他是加拿大最成功的商人。汤姆森家族作为报业所有者代表了对高质量新闻准则和公众知情权的承诺。”
